序：草花年年在

1980年，汪曾祺發(fā)表《受戒》的時候，畢亮還沒有出生。2020年，汪曾祺百年誕辰的時候，35歲的畢亮先生已將他十年撰寫的讀汪文章整理成書，準備出版了。這世道，變得實在快。

這點感慨，生發(fā)于一個事實。汪曾祺1997年去世后，他的各種各樣的作品集陸續(xù)出了好幾百種，比他生前自編的文集多出好多倍。201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還重編出版了《汪曾祺全集》，賣得也很好。這些新書的買家，不會是最初讀《受戒》的那批人，他們若想買書早就買了，應該是后來才接觸汪曾祺作品的年輕人，包括畢亮先生。老頭兒如果在世，一定會樂開了花。一個作家的作品，只有不斷受到年輕一代的喜歡，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每個讀過汪曾祺作品的人，都會有自己的感受，但是，將這些感受訴諸文字，還能讓別人讀著有些意思，就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了。寫作是一件費力勞神的事。畢亮先生寫了，而且還挺有水平。不容易。他的不少文章，都是在駐村工作期間夜深人靜時寫成的。遠離了繁華世界，遠離了親朋好友，獨自一人在孤村燈下弄筆，心中若無一點愛好，很難堅持下來。

畢亮的一些文章，“原始創(chuàng)新”不多。他只是圍繞與汪曾祺有關的一個人或一件事，將散見于各處的文章、資料，匯集整理，排布成篇，間或添加一些自己的看法。這樣做，要花費很多力氣，但到頭來只是為眾多“汪迷”更多了解這個老頭兒搭建了一座橋梁，對畢亮自身發(fā)展未必有太多助益。此人“傻”得有點兒可愛。

畢亮的這本書中，也有一些文章帶著“學術味兒”。比如他對汪曾祺當年的新疆之行，特別是在伊犁的活動進行了考證，訂正了不少流傳多年的錯誤，有的還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全集》時所采納。這一點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他在伊犁多年，熟悉情況，又肯用心。汪曾祺碰上畢亮算是倒了霉了，因為畢亮通過翻檢《林則徐全集》，查出老頭兒畫作中引用的林則徐資料有幾處不準確。這一點我是相信的，老頭兒寫作引用資料時，往往只憑記憶，很少查閱原文，因此常有漏洞。

為了表示感謝，在此向祖籍安徽桐城的畢亮提供一個寫作題目——“汪曾祺與桐城派”。老頭兒對桐城派一直持肯定態(tài)度，并在不同文章中有所論述。他少時背過不少桐城派文章，老來還能隨口背出姚鼐《登泰山記》中的名句：“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边@是我親耳所聞，絕對保真。

畢亮將這本書起名《如看草花》，這與他手頭有一本老頭兒自編的《草花集》有關。在這本書的自序中，汪曾祺對草花有過解釋：“‘草花’就是‘草花’，不是‘花草’的誤寫。北京人把不值錢的，容易種的花叫‘草花’，如‘死不了’、野茉莉、瓜葉菊、二月蘭、西番蓮、金絲荷葉……‘草花’是和牡丹、芍藥、月季這些名貴的花相對而言的。草花也大都是草本。種這種花的都是尋常百姓家，不是高門大戶。種花的盆也不講究。有的種在盆里，有的竟是一個裂了縫的舊砂鍋，甚至是舊木箱、破抽屜，能盛一點土就得�！蓖粼�祺把自己的作品稱為草花，如此一來，畢亮讀汪曾祺的書也就不好說是名卉了。好在草花也有存在的價值，離了年年開的草花，這世界將會冷寂許多。

我與畢亮先生從未見過面，但他結識的不少人我是熟的，比如王干、金實秋、王國平，還有蘇北。蘇北當年便與老頭兒常有來往，這些年又寫了許多本關于汪曾祺的專著，名頭兒大得很。如今他要我為畢亮的新書說上幾句話，只能遵令而行。文中若有得罪之處，還望畢亮多多包涵。

汪朗

2020年5月

后記：十年讀汪

本書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寫于2011年。轉眼，就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間，一直在讀汪曾祺。今后的十年，大概也還會繼續(xù)讀下去。

寫那篇文章時，集中看汪曾祺作品才一兩年。說是集中看，其實并未成系統(tǒng)，只是逮著什么就看什么。在舊書店，碰到汪曾祺的書，也是要買的�！锻粼�祺自述》《草花集》等舊書就是如此買到的。

買的第一本汪曾祺的書是《汪曾祺自述》，看過兩遍后開始看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與畫》�！锻粼�祺：文與畫》和其他幾本汪曾祺作品集，都是北京的一個朋友寄來的。一堆書中，先看的是《汪曾祺：文與畫》，字畫都很好，文章當然更好，于是寫下了《一彎流水和白云一片》。后來，因為幾篇讀汪的小文，認識了《汪曾祺：文與畫》的責任編輯段春娟老師，并得贈她所編的紀念文集《你好，汪曾祺》。至此一發(fā)不可收。一發(fā)不可收的是讀汪之路，邊讀邊做一點筆記，有時有所感悟，便整理成文。

也是在《汪曾祺：文與畫》中，看到了汪曾祺的兩幅與伊犁有關的畫，后來我又把他的《天山行色》找來看。這是一篇主要寫我生活的伊犁的作品。至此，我感覺跟我愛讀的作家之間，距離是如此之近�？赐粼�祺的幾本傳記類書籍和年譜，對此行只字未提。我心想，這怎么能行呢，汪曾祺一生，除了國外，伊犁大概是他去得最遠的地方了，應該要留下一筆。于是動手寫下了《行色匆匆——汪曾祺的伊犁行》。也是因為這篇文章，結識了汪曾祺研究專家徐強老師。前兩年，徐老師的《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出版，我研讀過幾遍。

后來，看書就有了比較，發(fā)現(xiàn)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所收錄的《回到現(xiàn)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一文，不應該像文后備注中說的那樣是汪曾祺新疆行時在烏魯木齊的講座，于是找1983年的《新疆文學》雜志對照，發(fā)現(xiàn)果然不是同一篇文章，便寫了一篇《汪曾祺的兩篇同題文章》，經(jīng)蔣楚婷老師之手，發(fā)表在《文匯讀書周報》上。因為幾篇習作，又結識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劉偉老師，聽說劉老師一直在參與編輯新版《汪曾祺全集》，所以就有了我不時的催問。直至前幾日，看郭娟老師寫的《我們怎么編〈汪曾祺全集〉》，才知新版《汪曾祺全集》編選、出版之艱辛。

在短文《書架上的汪曾祺》文末，我如此寫道：“近一兩年，有幾個出版社都出了很不錯的汪曾祺作品集，我都沒買，是在等新版的《汪曾祺全集》�！苯K于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豈料還沒來得及出手，魯迅文學院學習時的同學楊虎已經(jīng)先行寄贈了一套。秀才人情書一套，值得一記。

閱讀汪曾祺之初，是沒想過會專門寫一本書的。當時，只是看汪曾祺的作品，看寫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時有所感，時有所記。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因工作要求，需要在單位值夜班，還需要去駐村，一住六七天、十幾天不等，于是汪曾祺的書、孫郁等人寫的關于汪曾祺的書，就一壘壘放在車上，想看時，隨時都能看到。車的后座成了流動的書架，專放和汪曾祺有關的作品。

其間，每有拙作寫成，便發(fā)給“天下第一汪迷”蘇北，請他指正。蘇北老師是我的安徽老鄉(xiāng)，所以也常厚著臉皮打擾、請教，他也不厭其煩，多有指導。同時，一些文章的寫作，還得到了王干、金實秋、王國平等資深汪迷、研究專家的指導和幫助，是應該特別予以說明和感謝的。

2019年底，也是在駐村時。在住戶家的晚上，獨處一室，躺坐炕上，便將歷年來記下的和汪曾祺先生有關的文字歸攏至一處，沒想到竟小有可觀，便接著編為一冊。待小冊子編成，已經(jīng)跨過了一年，試著將書稿發(fā)給浙江的夏春錦兄看看，他近年來在研究木心之外，操持讀書民刊《梧桐影》的出版，并策劃了頗有品位的“蠹魚文叢”系列，形成了一道閃亮的閱讀風景線。春錦兄看過書稿后，說可以將拙作作為“蠹魚文叢”之一出版。于我，真是莫大的驚喜。

整理完書稿后，想著要是能請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汪朗老師賜序就好了，可惜還無緣得識。于是，又厚顏打擾蘇北老師，請他將拙稿轉給汪朗老師看看。不想，沒過幾日，蘇北老師就轉來了汪老師的序。于我，這是更大的驚喜。

讀汪之路上，遇到了許多美好的人和事。讀汪之路，驚喜不斷。

2020年5月4日，于新疆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