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謝

寫作本書的初衷緣于1975年，我當(dāng)時作為赫伯特·克羅維茨博士（Dr. Herbert Crovitz）的研究助理，在北卡羅來納州杜倫地區(qū)的退伍軍人管理醫(yī)院（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工作。在那里，我測試了一位大腦受到損傷的患者，他對任何新信息的記憶時長不超過幾秒鐘。這位先生和我交談時很自然，看上去與其他正常人無異。但在我離開短短幾分鐘后再回來時，他卻完全忘記了我們剛剛見過面。這位患者的病癥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既感到震驚，又十分好奇這背后的原因。我由此對記憶產(chǎn)生了深厚而持久的興趣，并在過去的20年中一直在這個領(lǐng)域探索。

在這個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赫伯特·克羅維茨激發(fā)了我對記憶的興趣，而在研究生階段和之后的歲月，在恩德爾·圖爾文（Endel Tulving）的熏陶之下，這一興趣得到了很好的培養(yǎng)。在過去的20年里，我十分幸運，能和許多優(yōu)秀的心理學(xué)家和神經(jīng)科學(xué)家共事。在此，我要感謝下列研究者，感謝他們的研究對于本書的貢獻：瑪麗蓮·艾伯特（Marilyn Albert）、納特·阿爾珀特（Nat Alpert）、芭芭拉·丘奇（Barbara Church）、林恩·庫珀（Lynn Cooper）、蒂姆·柯倫（Tim Curran）、伊麗莎白·格麗斯基（Elizabeth Glisky）、彼得·格拉夫（Peter Graf）、喬安妮·哈布魯克（Joanne Harbluk）、約翰·希爾斯特倫（John Kihlstrom）、比爾·米爾貝格（Bill Milberg）、莫里斯·莫斯科維奇（Morris Moscovitch）、瑪麗·喬·尼森（Mary Jo Nissen）、米歇爾·波爾斯特（Michel Polster）、斯科特·勞赫（Scott Rauch）、埃里克·雷曼（Eric Reiman）、卡里·薩維奇（Cary Savage）、恩德爾·圖爾文（Endel Tulving）、安妮·于克爾（Anne Uecker）、米克·維爾費利葉（Mieke Verfaellie）和保羅·王（Paul Wang）—他們還只是我合作研究者中的一部分。此外，對于本書涉及的現(xiàn)象和問題，我也得到了很多同行的指點和建議，他們是：史蒂夫·切奇（Steve Ceci）、瑪麗·哈維（Mary Harvey）、杰克·雅伯布斯（Jake Jabobs）、埃里克·坎德爾（Eric Kandel）、米歇爾·萊齊曼（Michelle Leichtman）、伊麗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詹姆斯·麥高（James McGaugh）、理查德·麥克納利（Richard McNally）、羅迪·羅迪格（Roddy Roediger）和拉里·斯奎爾（Larry Squire）。與哈佛大學(xué)心靈–大腦–行為啟動小組成員許多靈感迸濺的討論，幫助我深入透徹地思考本書涉及的各種問題，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埃默里·布朗（Emory Brown）、約瑟夫·科伊爾（Joseph Coyle）、喬丹·菲爾德曼（Jordan Fieldman）、杰拉爾德·菲施巴赫（Gerald Fischbach）、杰里·格林（Jerry Green）、杰羅姆·卡根（Jerome Kagan）、伊萊恩·斯卡利（Elaine Scarry）和勞倫斯·蘇利文（Lawrence Sullivan）。我也特別感謝對本書多版草稿給予洞見的同事和學(xué)生：萊爾德·瑟馬克（Laird Cermark）、蒂姆·庫蘭（Tim Curran）、史蒂芬·科斯林（Steven Kosslyn）、魏爾瑪·庫茲塔爾（Wilma Koutstaal）、肯·諾曼（Ken Norman）、凱文·奧克斯納（Kevin Ochsner）和羅賓·羅森伯格（Robin Rosenberg）。我也要感謝蓋爾·貝森諾夫（Gayle Bessenoff）和麗薩·嘉露希爾（Lissa Gallucio）在整個波士頓查閱相關(guān)文獻的努力，感謝馬拉·格羅斯（Mara Gross）和金·奈爾森（Kim Nelson）持續(xù)追蹤不斷增加的參考文獻。此外，毛拉·沃根（Maura Wogan）提出了許多實用的建議。在本書手稿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的妻子蘇珊·麥克林恩（Susan McGlynn）不僅帶給我很有啟發(fā)的反饋，而且對我常常因為需要多寫一點內(nèi)容而沒有承擔(dān)應(yīng)盡的家庭義務(wù)給予了諒解和包容。她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給予的愛和支持，遠遠超出了她的想象。

我的研究也非常幸運地得到了許多公立和私立機構(gòu)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謝，它們是：空軍科學(xué)研究辦公室（Air Force Offic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康諾特基金會（Connaught Foundation）、查爾斯·A.達娜基金會（Charles A. Dana Foundation）、麥克唐納·皮尤認知神經(jīng)科學(xué)項目（McDonnell-Pew Program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美國國家老齡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美國國家神經(jīng)疾病與中風(fēng)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and Stroke）、美國國家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加拿大自然科學(xué)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所有研究都有記憶受損的人士參與才得以完成，因此我特別感謝所有參與研究項目的患者和他們的家人，感謝他們?yōu)榇送度氲臅r間和精力。出于保護隱私的考慮，在介紹參與我研究的患者時，我使用的是假名或患者名字的首字母縮寫，也改編了部分的背景信息。

盡管本書旨在介紹記憶領(lǐng)域的科學(xué)研究，但這并不妨礙我在書中汲取藝術(shù)家的靈感。在收藏以記憶為核心主題的畫作的過程中，這些作品中體現(xiàn)的藝術(shù)家的投入和關(guān)于人性的神思時常令我深感觸動。我深深地感謝他們，感謝他們允許我在此分享他們的創(chuàng)作，講述他們的故事。本書中復(fù)制的所有畫作，除了馬格里特的《被威脅的刺客》，其余均來自我的個人收藏。

在Basic Books出版社，我非常幸運能和一群訓(xùn)練有素的工作人員共事。自本書書稿被接收之初至付梓，我先得到了喬·安·米勒（Jo Ann Miller）的明智建議以及很有見地的寫作指導(dǎo)。蘇珊·拉賓娜（Susan Rabiner）也加入了本書后期的出版工作，她工作起來是那么知性、熱情和聰穎，極大地提高了本書終稿的品質(zhì)。琳達·卡博恩（Linda Carbone）始終在幫助我實現(xiàn)更為簡潔的表達，哪怕本書的工作打擾了她初為人母的時光時也是如此；我為此深深感謝她的付出。

我最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蘇珊、漢娜和埃米莉，她們是我最具生命力的記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