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取全后，所余仍為全”（序）

木 葉

喬達摩·悉達多出家前曾婚娶，妻子名叫耶輸陀羅。他成為佛陀后，心存愛戀的耶輸陀羅想以兒子羅睺羅打動佛陀，于是逗著羅睺羅去找佛陀，還曾對孩子說：“你去跟你父親要求‘遺產(chǎn)’，他有我們都沒有見過的寶貝！”于是，羅睺羅跟在佛陀身后說：“佛陀！請施給我您的‘遺產(chǎn)’吧！”終于有一天，佛陀對弟子舍利弗說：“我不喜歡給他不真實的幸福和財寶，我所希望給他的是無量寶，所以，舍利弗！請你就收他出家，讓他做僧團中最初的沙彌。”后來羅睺羅成為了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密行第一。

最初得知這一細節(jié)，我好奇于其真實度，近日在一本關(guān)于佛陀十大弟子的書中再次讀到，觸動我的則是其中的說法：遺產(chǎn)—無量寶。一個宗教的創(chuàng)始者，一個覺悟的人，能給親生之子什么“遺產(chǎn)”呢？答案是出家修佛（之法），而非金銀珠寶屋宇器物。這一幕或這一說法很可能經(jīng)歷了演繹，不過，實在動人，充滿了象征性，意味著一種相互辨認，一種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的精神接續(xù)。而佛教本身又何嘗不是在諸多“遺產(chǎn)”中展開自身，對于梵語文化，對于婆羅門教，對于印度當時的社會思緒以及修行方式，有所承繼，亦多有破立，并將這種傳承擴展到更廣闊的人群以及地域。

約是大學二年級時，我有一段日子比較著迷于漢譯梵文典籍以及印度現(xiàn)代文學，而今想起來應是出于對《奧義書》和《摩奴法典》比較單純的好奇，而一路看下來，印象最鮮新的則是《羅摩衍那》，雖看得談不上多么仔細，語句之柔韌與迷人，故事之浩瀚，一直記在心間，還有便是感慨于詩歌可以寫如此之長，當時朋友提醒說，《摩訶婆羅多》不是更為包羅萬象么。這是一種怎樣的遺產(chǎn)？年輕時，發(fā)狂似的閱讀世界各國的詩歌，荷馬史詩也悠長、磅礴而酣暢，但那種氣息與印度兩大史詩“完全”不同。我深深感到梵文以及印度的神秘。幾乎在同時，也細讀了《吉檀迦利》，不知是更喜歡詩歌本身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現(xiàn)于泰戈爾身旁的那些志趣繽紛的中國知識人。這又是什么樣的遺產(chǎn)？一種凜然，一種魅惑。

陳寅恪不止一次提及竹林七賢與佛教的淵源，《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之“清談誤國”篇中具體指出：“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后有“竹林”�！捌哔t”所取為《論語》“作者七人”的事數(shù)，意義與東漢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稱相同，即為標榜之義。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nèi)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東晉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賢”之上，成為“竹林七賢”�！�—陳寅恪認為“竹林”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王戎與嵇康、阮籍飲于黃公酒壚，共作竹林之游，是東晉好事者捏造出來的。當然，有人持不同看法，然而佛陀的“竹林精舍”確乎在前，且影響頗著。后來看了更多的資料，發(fā)現(xiàn)佛教和商業(yè)以及權(quán)力者有著廣泛深入的因緣，無論在印度還是我國均如此，悄然豐富了我對佛教及其仍在不斷生長的“遺產(chǎn)”的理解。

一次偶然的機會，聽人講起《愛蓮說》之遠意很可能源乎佛教。錢鍾書便認為，“以蓮揣稱高潔，實為釋氏常談”，此外或許與道教亦不無關(guān)系。周敦頤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實則，并非“獨愛”，印度人早已喜之重之。至于，“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則非但將人與大自然相融會，更是將儒家的君子形象與蓮花巧妙結(jié)合，寥寥數(shù)語，構(gòu)成了一種對理想人格的塑造。這也令我深思，中國儒家（包括宋明理學）、道家等思想和域外思想的相互滲透，也就是說文化遺產(chǎn)和文化遺產(chǎn)之間的相互鍛造和生發(fā)。

八年前，在《上海書評》的一篇文章中讀到，美國學者那體慧大膽提出：早于玄奘的譯本《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jīng)》并非出于鳩摩羅什之手；依據(jù)玄奘傳記，他在四川獲授《心經(jīng)》約為公元六一八—六二二年，而印度現(xiàn)存梵本《心經(jīng)》注則出現(xiàn)在八世紀左右，明顯晚于玄奘譯本；推論《心經(jīng)》最早是從《大品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譯成梵文，而回譯者就是玄奘本人�！�—《心經(jīng)》系中國人“偽造”？當時看了，震撼，疑惑，而后又瀏覽幾篇相關(guān)文章（那體慧的書較遲才得見），進一步打量關(guān)于佛教的一些定論以及未定之論。同時，也不由得聯(lián)想到我的一位同學。我們一進大學就成為了好友，二十歲的樣子，他便表示來日要寫一部《玄奘傳》，為此看了許多關(guān)于佛教，關(guān)于印度，關(guān)于大唐的書，并與我有過探討。這也激發(fā)了我寫一本《王羲之傳》的念頭。雨打風吹，春天隨著春天而去，我們都食言了。但我知道，努力未曾止息。每個有志進取的人，均可能形成自己小小的傳統(tǒng)，那也是自己留給下一時刻的自己的“遺產(chǎn)”。有時你還要校正它，甚至顛覆它——為了更好的自己，更鋒銳的自己……

以上這些，看上去與金克木先生沒有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卻又關(guān)系非常。在他的文章中，我得知“印度”這個名字是玄奘確定下來的（可見當初讀《大唐西域記》時的粗疏），也讓我對身毒、天竺、信度、印度等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在他所著《梵語文學史》中，我重新感受了“最初的詩”《羅摩衍那》的豐饒，以及它與《摩訶婆羅多》的異同，而自后者中“獨立”出來的《薄伽梵歌》成為了印度教的一部圣典，還有就是戲劇名篇《沙恭達羅》和大史詩的淵源；《讀徐譯〈五十奧義書〉》，可以說是最突出地體現(xiàn)了他行文的一大特點，即，縱橫于中國與印度、東方與西方、原典與新思，有參詳，有評批，有遙想；就我有限的視野和理解，金氏《〈心經(jīng)〉》現(xiàn)代一解》，在相關(guān)文字中最是言簡意賅而又引人入勝；他以自己的語言之利指出，“空”與數(shù)學上“零”的對應關(guān)系，二者在印度語中是同一個字，而“零”（0）正是印度人貢獻給人類的極輕盈而又極重要的文化財富；我還很喜歡他多次提及的“轉(zhuǎn)識成智”之說；他還指出，泰戈爾不是用英語也不是孟加拉語，而是用梵語在斯德哥爾摩發(fā)表的獲獎演說，這是我不曾想到的，盡管還不是很確定……正是透過金克木，以及陳寅恪、徐梵澄、季羨林等大家和一些專家，我們得以接近梵與非梵、佛教與非佛教、印度與非印度的更多質(zhì)素，以及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