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靈魂，它孕育了中國法學新的主題——“法理研究”，從而賜予了中國法學最大的理論幸運。當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大幕拉開的時候，“中國之治”的實踐理性化身為“中國法理”的理論理性，并催生了“法理研究行動計劃”這一理論行動，“法理主題論”成為法學研究新范式而冉冉升起，中國法學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法理時代”。
　　“法理時代”緣于“法理”概念。2017年5月，張文顯教授在《清華法學》發(fā)表《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guān)注》，“法理”概念重放異彩。它如一場春雨澆開了中國法學的理論花季，“什么是法理”“如何發(fā)現(xiàn)和凝煉法理”“怎樣理解法理”“法理的方法和思維”“部門法中的法理”“實踐領(lǐng)域中的法理”等層層撥開的議題，讓中國法學的理論之苑芬芳四溢。張文顯教授說：“這一概念體現(xiàn)了人們對法的規(guī)律性、終極性、普遍性的探究和認知，體現(xiàn)了人們對法的目的性、合理性、正當性的判斷和共識，體現(xiàn)了人們對法律之所以獲得尊重、值得遵守、應當服從的那些內(nèi)在根據(jù)的評價和認同。”正因此，“法理”概念的命運注定不平凡。它消解了法學研究中許多無謂的論戰(zhàn)，為“法教義學”“社科法學”等學派的發(fā)展進步注入了法理的理性和力量；改變了法學研究中法理長期不在場的局面，將冷如鐵的法律教條變?yōu)榕�人心的法理信仰；它打開了法理論通向法實踐的大門，把理論與實踐難以逾越的鴻溝化為意惹情牽的紅綢；它重啟了中國法學的學術(shù)和思維系統(tǒng)，讓法律學、法治學、法理學的學術(shù)體系熠熠生輝，讓法律思維、法治思維、法理思維的思維格局栩栩如生。
　　“法理時代”成于“法理研究”。中國法學與“法理”的相遇不是一場偶然，而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相交織的必然。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成為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良法善治成為人民對中國之治的美好向往，新時代如饑似渴的理論呼喚吹動了中國法學如火如荼的“法理研究行動計劃”。張文顯教授暢言道：“我們的法理研究行動計劃是一個有序的、漸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加速的過程。我們不著急，但又不能不著急，時不我待，要只爭朝夕”。這一別開生面的理論行動為中國法學帶來了生機盎然的生氣與活力，也展現(xiàn)出自身成長的生命邏輯�！胺ɡ怼笔切聲r代法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初心，也是“法理研究行動計劃”第一次啟動會“蘇州會議”（2017年12月）的主題。經(jīng)過“長沙會議”（2018年3月）、“長春會議”（2018年7月）、“天津會議”（2018年8月），法理研究從懵懂的理論沖動成為豐富的理論認知，我們不但知曉了法理身在何處，而且理解了法理意欲何為，在各部門法領(lǐng)域全面推進法理研究成為法學界的共識與合力。自此，“公法中的法理”（2018年11月）、“私法中的法理”（2018年12月）、“經(jīng)濟法中的法理”（2019年4月）、“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中的法理”（2019年5月）、“家事法中的法理”（2019年8月）、“環(huán)境法中的法理”（2019年12月）、“立法中的法理”（2019年12月）等學術(shù)研討蓬勃而起，法理研究在各分領(lǐng)域的盛況蔚為大觀、令人贊嘆�！胺ɡ硭季S與法律方法”（2019年1月）、“法理研究的方法論”（2019年5月）、“法教義學與法理”（2019年11月）等方法研討，深入法學的理論內(nèi)核，以法理檢視法學、深化理論、優(yōu)化方法，法理研究在方法和思維上的變革意義獲得矚目和肯認。隨著法理研究向縱深發(fā)展，“法理的概念”在新的層次上被探討、在新的水平上被分析、在多種脈絡中被發(fā)現(xiàn)，“青島會議”（2019年6月）集概念之大成、聚理論之大全，集思廣益形成了法理概念的“青島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