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詞學批評史上，蘇軾首次將“豪放”引入詞評，其《與陳季常書》云：“又惠新詞，句句警拔，此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边@基本上還是以論詩的眼光來衡量詞，不過，其核心價值的一個方面，在于認為詞的風格不必一味偏重婉約，詞也可以像詩一樣剛柔相濟，只需好好把握分寸不使太過。形成詞體風格的諸因素，大體包括音樂、內容、語言、時代和個性等，其中，題材內容往往可以決定風格。僅就題材內容上的新變而言，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詞，大致包括這么三個要點：抒發(fā)志向襟抱，表現(xiàn)人生感觸和興亡之慨；感情的內涵從愛情向性情推擴，向友情轉移，兼而向更廣闊的生活及大自然抒情提升；表現(xiàn)對祖國半壁江山淪陷的痛苦，對中原人民的同情，對統(tǒng)治者奉行妥協(xié)政策的憤懣。（參鄧喬彬《論豪放詞》）這些，除了第三條需要在不同的時代作出相應的調整以外，自然也可以被視為判斷是否為豪放詞的重要標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王兆鵬《論“東坡范式”——兼論唐宋詞的演變》曾提出，“東坡范式”有四個方面的特點：主體意識的強化、感事性的加強、力度美的高揚、音樂性的突破。與此處所言頗有交叉，唯豪放與守律并非不能兩全。如以持律嚴苛著稱的《詞律》，其卷一六中就選人了像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辛棄疾《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這樣的豪放之作，可為明證。
　　一部中國詞史，同時也可以看成是一部豪放詞創(chuàng)作發(fā)展史。敦煌詞取材廣泛，境域寬宏。王重民先生對其內容和藝術作過精辟的概括：“有邊客游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贊頌，醫(y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飛卿，比肩端己。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邦，情懇難申吐；早晚滅狼蕃，一齊拜圣顏’等句，則真已唱出外族統(tǒng)治下敦煌人民的愛國壯烈歌聲，絕非溫飛卿、韋端己輩文人學士所能領會，所能道出者矣！”（《敦煌曲子詞集敘錄》）其中，如寫“忠臣義士之壯語”的一首《生查子》：
　　三尺龍泉劍。匣里無人見。落雁一張弓，百只金花箭。
　　為國竭忠貞，苦處曾征戰(zhàn)。未忘立功勛，后見君王面。頌揚守邊將士，寫得質樸無華，豪邁大氣，淺顯易懂。任二北先生所解旁及唐代軍制，略如鄭準《代寄邊人》所云“圣澤如垂餌，沙場會息兵”，亦可參：“曾經(jīng)苦戰(zhàn)，已竭忠貞，依然匣里龍泉，韜而不顯，此作者之所不平�？少F者，他們并不氣餒，繼續(xù)爭取前程，望大勛，蒙召見。辭明明日‘先望’，與‘后見’是尚在勞而無功之中。問題乃唐室軍制對士卒罰嚴恩薄，甘言以募新，不賞使兵老耳。僅就詩人篇詠中驗之，已可概見。”（《敦煌歌辭總編》卷二）敦煌邊塞詞約有四十余首，除此首外，尚有《浣溪沙》（忽見山頭水道堙）、《望遠行》（年少將軍佐圣朝）、《酒泉子》（三尺青蛇）（紅耳薄寒）、《搗練子》（堂前立）等。這些作品所表現(xiàn)出的風貌與格調，跟唐代邊塞詩總體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