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后記

為什么要把生命消耗于編刊？我想，一個成功的刊物，雖然不可能切望影響權(quán)力，但只希望它能使普羅大眾得到尊嚴看到光明，成為一個時期或是一個時代精神的旗幟！一個優(yōu)秀的刊物，應該有利于學術(shù)的繁榮和發(fā)展，有利于青年學人的成長，有利于社會！

從1993年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研究》，再到創(chuàng)辦《漢學研究》和《女作家學刊》，我每天最寶貴的時間幾乎都獻給了它們：早上起來、中午2點和晚上10點之后，我都要看看是否有作者來稿來信，收藏稿件、瀏覽之后，給作者回信，微信回復不計，每年都有20多萬字至40多萬字不等，這還不算我日記里記錄下來的關(guān)于刊物的重要信息。

人生的旅程就是做事，做些夢里想做的事。這個卑微的追求過程就是快樂。當人老了的時候，不必在意自己是否已經(jīng)老了，起碼自己不要有年齡歧視。自己想做的事，該做還是做。

編輯出版《女作家學刊》之夢，已經(jīng)做了40多年了。這個夢，初成于巴黎。我的朋友——著名漢學家米歇爾·魯阿夫人（Michelle Loi，1926-2002）——不止一次問我：“你們中國究竟有多少女作家？每次去中國，我訪問的不是冰心，就是菡子，再不就是茹志鵑……”那時，我在巴黎第一次讀到廬隱和謝冰瑩的作品，而我在北大讀書期間，竟然沒有看到“她們”的背影。以上兩件事，使我萌生了研究女作家的念頭。1977年秋，我從巴黎第三大學執(zhí)教結(jié)束一回到北京，即組織和主編《中國文學家辭典》，編撰過程中，在1978年8月至9月，曾多次到北京交道口南后圓恩寺胡同13號造訪中國新文學的先驅(qū)茅盾先生，接受他的教誨。他曾為我的《中國文學家辭典》《中國新文學作品選》《新時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選》等書稿題簽；當我講到想辦一個女作家或女作家研究的雜志時，他說了一句話：“這很好，我們還沒有這樣的雜志�！庇谑俏乙�求為雜志題簽，他就順手寫了“女作家”和“女作家學刊”兩個名字。因此，如果說創(chuàng)辦這個雜志是圓了我的夢，不如說是圓了茅盾先生的夢！

從巴黎開始結(jié)緣女作家研究，至今從未間斷過尋找、搜集關(guān)于女作家的文獻與信息。從秋瑾時代開始，至今一百余年，我孤獨撰寫的《百年中國女作家》已有一百多萬字，至今還沒有打住，只希望在我告別這個世界之前能夠得以出版。

我做事從來就是說做就做。60多萬字的“學刊”創(chuàng)刊號是在給學校打報告之前我獨自編峻的。創(chuàng)辦“學刊”的報告（李玲和趙冬梅起草）2018年8月8日遞給學校，翌年4月批下來；熬過了這個“漫長歲月”，還得面對另一個“籌錢的歲月”。我把這兩個“時段”稱作“歲月”，實在是因為“等待”得太痛苦，使我經(jīng)歷了數(shù)個不眠之夜的熬煎；躺在床上，睜著眼睛到天明——想刊物的結(jié)果和未來、編委會的名單、“接班”的人選。過五關(guān)斬六將，“學刊”這個苦難的“巨嬰”，在她即將誕生之時，沒想到人類卻遇上“COVID-19”制造的空前大災難。作家出版社緊鑼密鼓地張羅其誕生，這個在胎里郁悶了兩年的“女嬰”，即使不能順產(chǎn)，寧可“剖腹產(chǎn)”，也得在2020年火辣辣的暑期與等待她的人們見面。

我曾不止一次對我年輕的同事李玲、趙冬梅、李東芳、張浩等朋友說：“我已經(jīng)‘80后’了，名字年輕，但年輪已老。我沒有功利，我是打地基的‘技工’，你們要把‘學刊’視作正在建設(shè)的一座大樓，這座樓地基打得堅固不堅固，蓋得高不高，就靠你們肯不肯為其一磚一瓦、不辭勞苦而無私地投入！辦雜志是為人作嫁，是為社會做貢獻，沒有拼命精神是絕對辦不好雜志的！”我知道，我這些“小朋友”都很真誠，堅信她們一定會將雜志越辦越好！

另外，除了感謝北京語言大學校領(lǐng)導和科研處、學科建設(shè)辦公室領(lǐng)導的關(guān)懷、支持與幫助，還要感謝我們的顧問和眾多的編委，他們都是文壇名流，是著名文學評論家、著名作家、著名教授及文學名刊的總編輯、主編，他們的積極支持，更鞭策我們責無旁貸地要把刊物辦好，讓“女作家”的蔚藍天空沒有霧霾，讓“學刊”真正成為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和女作家成長的好朋友。

元代張養(yǎng)浩有詩云：“云來山更佳，云去山如畫；山因云晦明，云共高山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見山家……”家和萬事興！這個“學刊”就是一個家，我希望這是一個溫馨、美麗、蒸蒸日上的女作家和研究家的大家庭！

閻純德

2020年6月15日記于半畝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