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魯迅在北京的《國民新報副刊》上分三次發(fā)表了《這個與那個》（后收入《華蓋集》），在第一節(jié)《讀經(jīng)與讀史》中，魯迅說：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xiàn)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于舊書有些上癮了，那么，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
1935年2月，魯迅在《文學(xué)》月刊第四卷第二號上又發(fā)表了《病后雜談》（發(fā)表時被刪去第二、三、四節(jié)，后全文收入《且介亭雜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么記念冊�！�…
現(xiàn)在的意見，我以為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閑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處的。
魯迅一向看重野史、筆記之類非“官書”的史籍，蓋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說什么”的，而通過野史的記載，卻往往能提供官書有意無意漏略不言的細節(jié)，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說的“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而明清兩代的野史記述了大量官書所不載的人物和事跡，其中還有不少是時人親見、親聞，乃至親歷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這些史料早已為學(xué)界所利用，但對大眾讀者來說，往往還是陌生的。編纂出版《明清野史叢書》，想來還是“于大家很有益處的”。
當然，作為史料，野史雜說也有其不足之處。魯迅說它“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顯。例如，《蜀碧》等書將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災(zāi)一概歸罪于張獻忠，《汴圍濕襟錄》將決河淹沒開封的責任推在李自成頭上，《三湘從事錄》作者蒙正發(fā)粉飾自己和恩主章曠、李元胤的所作所為，敵視由大順軍余部改編而成的“忠貞營”等，經(jīng)過現(xiàn)當代學(xué)者的研究，都證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眾讀者，我們不可能對書中記載一一進行核實和考辯，只能提請讀者注意：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明清時期的野史，成書之后多通過抄錄流傳，不但魯魚亥豕在所難免，即殘損佚亡，也不在少數(shù)。我們在編輯本叢書的過程中，盡量依據(jù)不同版本進行校勘，糾正了書中一些錯字，特別是錯誤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歷史記載中的名字、行跡甚至最終下落都有不同，無法強求一致。如南明武將陳邦傅，一些史料寫作“陳邦傳”，由于沒有第一手史料可供確認，在編輯本系列所收野史時，也只能各從其原書寫法。至于明顯由于避諱改寫的字，如改“丘”為“邱”、易“胤”為“允”、書“弘”為“宏”，則徑自回改，以存歷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