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逍遙游》是我的第三本文集，一九六五年夏天由文星書店初版，可以算是“少作”了。那時書在臺北問世，作者卻遠在美國，以富布萊特訪問學(xué)者的身份，在賓州古戰(zhàn)場畔的葛底斯堡講學(xué)，剛告一段落。此書初版時的《后記》，便寫于那小鎮(zhèn)的林肯廣場旁邊一座七瓴三層古屋的閣樓。那時我獨客在美已近一年，家在地球的反面，三個可愛的女兒尚在稚齡，第四個季珊，還是三個多月的幼嬰。我一個人高棲在那古屋樓頂，十足一位東方隱士，自覺是世上最寂寞的人。

這本書里的二十篇文章，都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所寫的：論篇幅則長短懸殊，論文體則兼具知性與感性，論寫作地點則遠隔重洋，實在相當(dāng)龐雜。前面的十二篇知性文章里，有《象牙塔到白玉樓》《剪掉散文的辮子》《從靈視主義出發(fā)》一類的長篇正論，也有《迎七年之癢》一類的雜文和《偉大的前夕》一類的畫評。后面的八篇作品則全為抒情散文，有的略帶自傳而寫實，更多的是恣于自剖而寫意，可以說是我壯年的詩筆意猶未盡，更伸入散文來賈勇逞能，比起正宗的散文來多一點詩情，比起詩來又多一點現(xiàn)實與氣勢。

這些文章在我散文與評論的發(fā)展上，前承更早的《左手的繆思》與《掌上雨》之初旅，后開《望鄉(xiāng)的牧神》之遠征，成為重要的轉(zhuǎn)型。那兩年在詩上正是我由《蓮的聯(lián)想》向《五陵少年》與《敲打樂》的過渡，足見我的詩藝進展得迂回而緩慢，寫了十七八年才能與創(chuàng)作不過七年的抒情散文并駕齊驅(qū)。

我的所謂“自傳性的抒情散文”，該從一九五八年在愛荷華所寫的《石城之行》算起，不料無心插柳，卻后來居上，比詩園的花圃長得更茂。收在《逍遙游》中的八篇抒情散文，其最早的一篇《鬼雨》，嚴格說來，只是我的第二篇此類作品，但其為成熟之作，卻遠非我的第二十首詩所能比。

這八篇抒情散文里，《鬼雨》《莎誕夜》《逍遙游》都寫于中國臺灣;后面的五篇則寫于美國，除《落楓城》之外，其余四篇全是在葛底斯堡的那半年寫的，也是最能見證我當(dāng)時心情的�！豆碛辍贰跺羞b游》《塔》等篇的轉(zhuǎn)載率與入選率最高，也常被引證、剖析。《莎誕夜》寫于莎翁生辰四百周年紀念的前夕，通宵揮筆而成，是當(dāng)時《聯(lián)副》的主編平鑫濤逼稿的結(jié)果。至于為什么將《逍遙游》一篇用來做書名，則正如當(dāng)年我在古屋的閣樓上寫的《后記》所說，“因為這是我這次來美國前夕，站在回憶與預(yù)期之間如何征服彷徨之感的戰(zhàn)史。在中國人行路難的時代，我竟何幸，作異域的逍遙之游”。

難解的是，那次我在美國講學(xué)前后兩年（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只有第一年寫了五篇抒情散文，第二年轉(zhuǎn)去密歇根的卡拉馬祖，就只寫詩，不再寫散文了。從《逍遙游》最后這篇《塔》，到回中國臺灣后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才寫的《咦呵西部》，一連十五個月，在抒情散文上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咦呵西部》與其后的《南太基》《登樓賦》《望鄉(xiāng)的牧神》寫的雖然也都是那次的美國經(jīng)驗，卻是回中國臺灣以后追憶舊游所得，畢竟是異時異地之作了，宜乎將其納入另一本書里。

至于《逍遙游》前面的十二篇批評文字，或長或短，或正論或雜說，都不僅是為批評而批評，而是為了配合我當(dāng)時的創(chuàng)作方向，在史觀與學(xué)理上不斷探討，以厘清在語言、文類、詩體各方面必須解決的問題。例如，《剪掉散文的辮子》是要分析當(dāng)時散文的幾種病態(tài)，并提倡活潑的現(xiàn)代散文。《象牙塔到白玉樓》是要重認傳統(tǒng)，進而把古典接通現(xiàn)代，印證古典并不乏生機，而現(xiàn)代也不缺活水，與我當(dāng)時在《蓮的聯(lián)想》和《五陵少年》中所追求的殊途同歸。至于《鳳??鴉??鶉》一文主張新文學(xué)不可盡廢文言，也是我在散文寫作上追求文白交融、中西互濟的心得。

《剪掉散文的辮子》早在三十七年前便已發(fā)表，可以說是現(xiàn)代散文革命的一篇宣言，引起不少反響。不料近年此文被選入了高中三年級的語文課本，頗有一些教師埋怨此文引經(jīng)據(jù)典，牽涉太繁，而所舉西洋文學(xué)的例子又非語文教師所易掌握的。因此，我去許多高中演講，不免自我解嘲，說當(dāng)年我寫這篇文章，原本針對時弊而發(fā)，怎么料得到將來會被選入教科書去，平添老師備課的負擔(dān)呢？其實此文所涉雖廣，但挑剔的都是流行已久的毛病，甚至迄今亦未根除。令語文教師備課為難，我雖感到抱歉，但通篇立論卻是對癥下藥，不免苦口，卻能益身。至于所舉國學(xué)者的文章，都是實例，作者均為名家，已經(jīng)作古。而所舉洋學(xué)者流的那一大段，倒是我的杜撰，不過是把洋學(xué)者的文體“漫畫化”了，以夸大其拖泥帶水、冗贅不通而已。什么“喋喋派”“期期主義”“艾艾主義”，只是我造來挖苦他們唯洋是從、濫用術(shù)語的陋習(xí)，根本不必認真注釋。至于“莫名其米奧夫斯基”，不過是笑其“莫名其妙”而已。

我寫《逍遙游》這些文章，正當(dāng)三十五到三十七的壯年，無論是血肉之軀或湖海之志，生命都臻于飽滿。顯然，當(dāng)時我也自覺，到了三十六歲，于靈于欲，生命已抵達高潮。這自覺，在一九六三年七夕為《蓮的聯(lián)想》自序的《蓮戀蓮》一文里，已顯然可見。那兩年是我在古今與中西之間思前想后、左馳右突、尋求出路的緊要關(guān)頭。在赴美講學(xué)的前夕，正如《逍遙游》一文所示，我對于時間似乎忽有所悟，悟此身之短與此心之長，悟古人之近與近人之遠，更體悟時間在藝術(shù)之中可以自由伸縮。而赴美之后，場景既變，方向盤又在握，一日千里，縮地有功，對空間也似乎忽有所感，感天高地迥，覺宇宙無窮，感此身之有限而生命之無盡，而夢游新大陸之遠，正可跳出此身，回顧舊大陸然后是島嶼的歲月。于是我從耽讀李賀的低迷癡惘中解脫出來，跳進了高速而自覺的《敲打樂》。終于，我擺脫了《蓮的聯(lián)想》，進入了《在冷戰(zhàn)的年代》。

真正可以傳后的，恐怕還是后面的八篇散文。無論意識形態(tài)怎么變，情之為物仍是人性之常，不易隨折舊率而褪色。至于批評文章之得失，往往就見仁見智了。例如，卷首《下五四的半旗！》一篇，題目豪氣凌人，說理卻強詞崇尚西化潮流，不脫革命青年的進化觀念。又如《儒家鴕鳥的錢穆》一篇，即使今日看來，說理仍然正確，但措辭則太過犀利，其實理直也不必如此氣壯�！稄撵`視主義出發(fā)》一篇，直以抽象為藝術(shù)之至境，其言甚辯，其論則未盡周全。凡此種種，皆已成了“昨日之我”，雖已昨日，但仍是本我，不加修改，以存其真，因為那正是我青春盛年的魯莽腳印，犯不著用白發(fā)去妄加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