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帶來的經(jīng)濟學啟示

作為經(jīng)濟學專業(yè)領(lǐng)域的學科，行為經(jīng)濟學在近幾十年來的發(fā)展已呈脫韁之勢。目前這個領(lǐng)域的學者主要致力于經(jīng)濟學和心理學的交叉研究，他們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人們的判斷和決策中存在的系統(tǒng)性認知偏差。正如已故的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曾經(jīng)常說的：“我的同行們都在研究人工智能，而我呢，卻在研究人們與生俱來的愚蠢�！�

在20 世紀80 年代初，我教授了一門早期的行為經(jīng)濟學本科生課程。由于鮮有學生聽說過這一新興的學科，我面臨的首要挑戰(zhàn)便是想辦法起一個能吸引學生注冊的課程名稱。最終，我決定稱這門課為“對理性選擇的背離”。那時候當然還沒有什么標準的課程大綱。在經(jīng)過一番思考之后，我決定將授課內(nèi)容確定為兩大主題：帶有悔意地背離理性選擇和毫無悔意地背離理性選擇。

在第一個主題之下，我列舉了關(guān)于人們易出現(xiàn)的許多系統(tǒng)性認知偏差的研究。例如，盡管標準理性選擇模型認為，人們會忽略沉沒成本，也就是在進行決策時已然無法收回的成本，然而這些成本卻常常會對決策造成顯著的影響。請設(shè)想，在你就要動身前往80 公里外的體育場觀看體育比賽或演唱會時，一場暴風雪意外降臨。如果你買的票是不能退款的，那么票價理應(yīng)不會影響你決定是否仍要開車前往。然而，相比于碰巧得到免費票的人，花費100 美元購票的球迷或歌迷顯然更有可能冒險開車過去，這些人很可能會因為自己的認知偏差而感到后悔。對基于這些偏差所做的決策，人們通常在意識到以后就會感到后悔。

在第二個主題下，我列舉的是關(guān)于人們偏離標準理性選擇模型的預(yù)期但并不感到后悔的行為的研究。這里，用于佐證的案例是人們?nèi)绾卧谧詈笸�牒博弈中對單方提議做出反應(yīng)。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實驗人員給一名被試（被稱為提議者）一些錢，比如100 美元，然后讓他提出他與另外一名被試（被稱為響應(yīng)者）如何分配這筆錢。如果響應(yīng)者接受，兩人就會分別得到相應(yīng)的金額。例如，如果提議者提出“我60 你40”，而響應(yīng)者接受了，那么提議者得到60 美元，響應(yīng)者得到40 美元。但是，如果響應(yīng)者拒絕提議者的分配方案，那么這100 美元就要歸還給實驗人員，兩名被試什么都得不到。

標準理性選擇模型認為，提議者會單方面提出自己得到99 美元，而給響應(yīng)者1 美元的分配方案，因為他知道相比于什么都得不到，響應(yīng)者出于對自己利益的考慮會接受這一方案。但是這樣的提議很少出現(xiàn)，即使出現(xiàn)了，多數(shù)也都會被響應(yīng)者拒絕。而且，拒絕單方提議的被試很少會因為這樣做而感到后悔。

起初，行為經(jīng)濟學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對理性選擇帶有悔意的背離，也就是由認知偏差導致的背離。曾在康奈爾大學與我共事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曾與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了《助推》（Nudge）一書。這是一本2008 年出版的暢銷書，它總結(jié)了多種導致人們誤入歧途的認知偏差，并指出政策制定者應(yīng)如何重構(gòu)環(huán)境以促成更好的決策。我強烈支持這本書中的幾乎所有提議。

然而，我從一開始就認為，對理性選擇沒有悔意的背離會造成更大的損失。這是因為，一旦意識到認知偏差，人們通常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單方面進行糾正。相反，人們通常沒有辦法也沒有動力糾正自己并不感到后悔的行為，即使這些行為會耗費大量的社會成本。

想想看，理性選擇模型的標準假設(shè)是，決定任何物品滿意度的首要因素是它的絕對品質(zhì)。面試裝顯然不符合這一假設(shè)。如果你與其他幾名資質(zhì)差不多的申請者都想得到一份投資銀行的工作，那么在面試時外表看起來不錯對你來說將非常有幫助。但是“看起來不錯”本來就是相對的，意味著相比于其他申請者看起來更好。如果他們在面試時穿的是價值500 美元的正裝，你穿的是2 000 美元的而不是200 美元的正裝，那么你將更有可能博得有利的第一印象，并且更有可能贏得復(fù)試的機會。

在一些領(lǐng)域中，達成一些重要目標所需要的能力顯然取決于相對付出，這時，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就失效了。盡管斯密的許多現(xiàn)代的忠實擁躉不加批判地積極鼓吹一些見解，但不受約束的市場常常不能成功地引導自利個體的行為，讓其實現(xiàn)集體利益。恰恰相反，正如先驅(qū)查爾斯·達爾文清楚看到的，對個體行為的激勵常常會導致浪費性的軍備競賽。

例如，達爾文明白了雌孔雀之所以會被雄孔雀顯眼的開屏所吸引，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展示是一種可靠的信號，體現(xiàn)了一種穩(wěn)健的、可以遺傳給后代的免疫系統(tǒng)，因為體內(nèi)有寄生蟲的雄孔雀會由于代謝問題而無法展示出修長又靚麗的尾羽。但達爾文同樣意識到，炫耀自己尾巴的雄孔雀更易被天敵捕食，這樣的展示對于整個物種來說是一種浪費。如果所有雄孔雀都只開一半屏，它們依然能吸引到原先的伴侶，同時也更不易被捕食。然而對于展示尾巴這件事，作為個體的雄孔雀沒有理由后悔，因為如果不盡力展示，它獲得配偶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與此類似的是，如果所有求職者都花2 000 美元買正裝，相比于大家都買300 美元正裝的情況而言，一個人獲得工作的機會并沒有增加多少。但是這些求職者同樣不會后悔購買更貴的正裝。

這些都是集體行動中存在的問題，特別類似于軍備競賽的情形，與認知偏差無關(guān)。在正裝上花費過多的原因與軍費過度支出并無不同。在這些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個人或國家可以通過減少支出而獲益。與此相反的是，如果個體是出于自己的認知偏差而蒙受損失，那么他們既有辦法也有動力減少損失。他們可以通過一些方式搜尋更多的信息，例如聘請并咨詢專業(yè)人士。他們也可以通過簽訂合約的方式來限制自己的行為，以免發(fā)生這些偏差。

集體行動的問題不僅很難通過個體解決，而且造成的損失遠比認知偏差造成的要大。但是正如我接下來將要解釋的，好消息是，許多由集體行動的問題導致的重大損失，都可以通過簡單且不那么激進的稅收政策來消除。在我解釋的過程中，我將努力論證我的推測：100 年后的經(jīng)濟學家更可能將達爾文視作他們理論思想的奠基人，而不是亞當·斯密。

這么多年里，我讀過或在現(xiàn)場聽過許多作者的采訪。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當被問及對青年作者的建議時，他們經(jīng)常會回答“寫寫你知道的就行”。在一個早晨，我坐下來準備開始寫作本書第9 章（成功與運氣）的內(nèi)容，我心想：對于“成功與運氣”我確實了解那么一些！

實際上，自從2010 年5 月開始這本書的寫作，我所經(jīng)歷的所有情緒中，最強烈的便是懷疑自己究竟能不能寫成它。當然了，生活中充滿了偶然事件，但是我真的太過幸運。

其中最突出的一段經(jīng)歷是這樣的：我多年的好朋友兼同事湯姆·基洛維奇（Tom Gilovich）每個星期六早晨都會抽空跟我在紐約州伊薩卡（Ithaca）附近的室內(nèi)網(wǎng)球場打一個半小時的球。大概在2006 年的一個早上，在我們打第二盤前換場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一陣惡心。據(jù)說，我當時暈倒在球場上，失去了意識，也沒有脈搏。

幾天過后，我還躺在醫(yī)院的病床上，主治醫(yī)生告訴我，我所經(jīng)歷的是心搏驟停，他解釋說，這幾乎是致命的，而且絕大多數(shù)挺過來的人都會因此落下嚴重的殘疾。

湯姆后來向我詳細描述當時的情景。我昏倒后，他立刻喊了人幫忙，并叫了救護車。盡管他之前并沒有接受過心肺復(fù)蘇訓練，但他曾經(jīng)在電影和電視節(jié)目里看到過。他迅速將我翻身，開始使勁按壓我的胸膛，雖然沒有效果，但是他一直堅持這樣做，他說，直到過了很久之后，我終于輕微地咳嗽了一下。

那個網(wǎng)球場位置偏僻，距離城鎮(zhèn)有幾公里遠，不過附近碰巧在幾分鐘前剛發(fā)生過車禍。由于調(diào)度失誤，有兩輛救護車被派去了車禍現(xiàn)場，而不是只有一輛。就在第二輛救護車快要趕到的時候，司機接到指令，改變方向，開往網(wǎng)球場，在我暈倒后不久便到了，醫(yī)護人員和擔架都是現(xiàn)成的。

盡管我有幾分鐘缺氧，但重要的是，我在4 天后突破萬難出院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后遺癥。兩星期后，我回到球場跟湯姆打球�；謴�(fù)運動對我來說并不可怕，因為幾天前我成功地通過了壓力測試，再說，我也沒有暈倒在球場上的記憶。但是我知道，這件事對湯姆來說并不輕松。

湯姆的妻子卡倫·基洛維奇（Karen Gilovich）是一名救生員，這與之前的巧合相比甚至不那么有戲劇性了。懷著深深的感激和欣喜，我將此書獻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