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道家生命倫理學”是這個時代一項新的生命倫理學理論建構工作。對于這項新工作的“開拓性”“嘗試性”“做法”，首先需要從方法論上予以澄清和說明。
　　建構道家生命倫理，這意味著它一方面需要吸收傳統(tǒng)的道家哲學思想資源，另一方面又要直面當代的生命倫理學前沿問題，用道家哲學的基本觀點、方法和立場來回應生命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和實踐難題。毫無疑問，任何試圖創(chuàng)建一種“道家生命倫理學”的設想都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學術計劃。從“道家哲學”、“道家生命倫理”到“道家生命倫理學”，這其間存在著巨大的理論鴻溝需要跨越。如果說“道家生命倫理”只是一種道家式的生命倫理思想資源的話，那么“道家生命倫理學”則是要將這種特殊的、傳統(tǒng)的思想資源創(chuàng)造性地轉化為一門新的理論性和實踐性學問。在當前的理論資源、學術資源準備尚不充分的前提下，要實現這種轉化無疑是十分艱難的�；�于這一理性的考慮，筆者將這一計劃定位為一種“有限的”“過渡性”目標，它既不糾纏于太過具體的生命倫理學問題，又不著眼于宏大的“道家生命倫理學”建構，而是對道家哲學中的生命倫理思想進行基本的梳理，對它的核心價值進行凝練總結并給出相應的哲學論證，在此基礎上嘗試性地提出構建中國生命倫理學原則的基本方法，并根據此方法提出了道家生命倫理的四個基本原則。這種“中間狀態(tài)”的“做法”雖然顯得有點“不上不下”，容易遭到來自“上下”（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的批評與攻擊，但它卻是建構道家生命倫理的一種較為可行的路徑。如果能夠在“中間狀態(tài)”的立場上站穩(wěn)腳跟，那么它就能夠較為有利地向“宏觀”與“微觀”兩個方向延伸，不斷地拓展它的理論深度與實踐視野。這就是本書所堅持與力圖實現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它是要為構建道家生命倫理學做好前期的理論準備工作，為它可能出現的“理論模樣”清掃地基、儲備建構方法。使用“道家生命倫理”而不是“道家生命倫理學”的概念，這表明本書只是通向后者這一“遠景目標”的階段性工作任務。
　　道家生命倫理的出場語境需要在此做一番基礎性的說明。雖然在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有詳細的論述，但在前言中為讀者做一點提示與說明仍然是必要的。這種出場語境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是全球生命倫理學（global bioethics）的興起，這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個“地理性”的意義，指生命倫理學在世界范圍內迅速發(fā)展壯大；一個“學術性”的意義，近年來有不少學專家學者開始著手創(chuàng)建一種全球生命倫理學的樣式，其成功與否尚需實踐檢驗。第二是生命倫理學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門“顯學”。在世界范圍內各種學術研究機構眾多，SCI/SSCI等學術期刊多達十幾種，與生命倫理相關的政府決策咨詢機構、倫理審查機構相繼建立，成為影響政府與社會的新興智囊組織。雖然中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但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層已越來越重視這方面的工作，已于2019年開始組建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這必將有力地推動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第三是學術界在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上開展了持續(xù)的努力。截止2019年，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專題學術會議已在香港和內地高校之間舉辦了十三屆，不少青年學者都加入了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別是，李瑞全、范瑞平等港臺學者提出的儒家生命倫理學研究已經取得了世界范圍的影響力，成為中國學者為世界貢獻的獨特聲音。毫無疑問，道家生命倫理是一個尚待研究與開拓的新領域，對它的研究必將成為生命倫理學的另一種“新版本”與“新范式”。第四是當代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需要進行系統(tǒng)性的反思。在原則主義與反原則主義、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國際化與中國化、全球化與本土化、西方話語與中國話語之間往往存在著非此即彼的尖銳對立與沖突。這些紛繁復雜的話語體系一方面影響了理論建設工作，另一方面影響了實踐問題的有效解決。如何化解理論沖突與實踐難題，需要學者們就此展開充分的研究。道家生命倫理的提出正是基于這些基本的語境和“問題意識”，它意在充分挖掘中國傳統(tǒng)道家哲學的思想資源，著眼于中國生命倫理實踐問題，試圖將兩者進行有機地融合，從而開辟出一條新的“中國化”的生命倫理學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