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歷史與意識形態(tài)何以舉足輕重

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

必須承認，對于任何潛在的真相，我一無所知。就個人來說，我滿足于表面的一切——事實上，唯有它們才對我彌足珍貴。譬如，把一個小孩子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枚蘋果散發(fā)的清香，一次與友人抑或情人的相擁，一位少女綢緞般絲滑的雙腿，陽光照在巖石與樹葉上，一棵老樹的疤痕，花崗巖與沙子的揉擦，清冽之水涌入一彎池塘，風在輕吻——還能有什么呢？還能欲求些什么呢？

這些詩句是現(xiàn)代綠色浪漫主義的領軍人物愛德華·阿比（Edward Abbey），在其小說《孤獨的沙漠》（Desert Solitaire）中寫下的。在素有“生態(tài)政治學之聲”的主流綠色雜志《真世界》（Real World，1994：8）中，這些文句的引用中流露出顯而易見的贊成。它們所描繪的，可能是一種始終不渝的綠色情感：一種對于如下論斷的難以忍受之情，即根本的社會變革這一綠色號召若望有成功的可能，必須對社會表象之下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過程有所理解并加以正視。也就是說，存在著一場環(huán)境危機，貪婪與傲慢正促使人們前所未有地超越增長的物理極限，且自然世界隨之而來的破壞也不再可能。難道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科學證據(jù)當然表明了這一客觀存在的事實，倘若有足夠的人群能夠注意到這一跡象，他們必將且愿意在行為上做出轉變。很多綠色主義者(greens)現(xiàn)在承認，并非如上所言地那么簡單，因為即便有足夠的民眾認識到后果的嚴重性，環(huán)境惡化還是在持續(xù)下去，而真相在于，更為簡單化與更為躁動的曲調仍將以其節(jié)奏挑動人們的心弦。

對大多數(shù)綠色主義者來說，唯表面的行動模式后果之一就是：

即便是對那些堅定的積極參與者來說，綠色運動也并非由來已久。有關環(huán)境破壞的擔憂似乎是很現(xiàn)代的事情……綠色激進分子、他們的反對者以及總是警戒不懈的新聞媒體表明，生態(tài)觀是一種新鮮事物。（Wall，1994：1—2）

但這卻是一種幻化出的新奇，因為，

盡管公眾對于全球環(huán)境惡化的關注還是件新鮮事，對于環(huán)境的焦慮不安卻是由來已久；正相反的是，就當代西方對于環(huán)境保持的關注與努力嘗試而言，其起源與早期歷史早已存在。（Grove，1990：11）

但是，由于未能將其熱望置于歷史的視域之下，現(xiàn)代環(huán)境主義者常常無法“使自身免除那些費力的重復智力勞動”。這就是德里克·沃爾（Derek Wall，1994：3），一個極富實踐經(jīng)驗的綠色組織活動家的觀點，他認為“綠色組織有其歷史……（而且）人們將會從中獲益良多”。這是因為，“通過追溯觀念的起源及其社會背景，就更為容易地理解其現(xiàn)實意義與重要性”。

對于社會與自然之關系的“綠色”觀念進行的歷史研究也表明，這些觀念是，而且始終已是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tài)論爭的一部分。意識形態(tài)是構成個人或群體“世界觀”之基礎的一整套觀念：對于世界是什么樣子以及理應是什么樣子的某種特定視野。意識形態(tài)的背后通常隱藏著某些可能不成問題的假設——它們像是顯而易見的“常識”，因而沒有爭辯的必要。但這些假設并非真的無可非議，它們通常淪為利用這些假設的個人或團體合理化并證明其實際社會地位的手段——它們是政治斗爭中的武器。

約翰·肖特（John Short，1991）業(yè)已描述過某些意識形態(tài)，它們立足于有關自然、鄉(xiāng)村以及荒野的迷思（myth）之上。他認為，鄉(xiāng)村是，或者曾是一處和諧、和睦、寧靜之地，且就此而論，尤其是民族特性棲身的地方。與這些聯(lián)想相關的鄉(xiāng)村浪漫圖景，在勸說那些平民百姓走向戰(zhàn)場——捍衛(wèi)某些與他們事實上并無利害關系的事物(比如說，一幅理想化的英格蘭鄉(xiāng)村風景)——的過程中，也曾成為強有力的工具。鄉(xiāng)村的觀念在此就明顯被用于政治理念的目的。反過來說，鄉(xiāng)村也曾被描繪為一處艱苦勞作、粗俗、“白癡”之所：一種保守與落后的象征。在向那些在鄉(xiāng)村保有其權力基礎的貴族階級展開的意識形態(tài)論戰(zhàn)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建立起此種聯(lián)系。正如肖特（Short，1991：:6）所表明的那樣：

很諷刺的是，典型的英國鄉(xiāng)村地區(qū)，那幅仍能夠激起某種社群的意識——不變的價值觀念與民族情感——的英國環(huán)境思想的強有力圖像，實際上不過是一場以利潤為基的運動之傷痕而已，這一運動摧毀了英國農民，并以商業(yè)資本的金錢關系取代了傳統(tǒng)的權利與義務之道義經(jīng)濟。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鄉(xiāng)村畫像試圖將這一事實揭露出來，戰(zhàn)時的官方與大眾傳媒則試圖對此加以掩蓋。

同樣，人們如何來表現(xiàn)“荒野”，就具有了政治意識的重要性。比如說，在馬薩諸塞州中部的夸賓（Quabbin）地區(qū)，獵鹿支持者們描繪了一幅精悍、狂野、混亂且競爭殘酷的野性大自然圖景。相反，反捕獵的游說者們認定，荒野是一處充滿平衡、和諧與秩序的所在(Dizard，1993)。

而且，城市也被加以意識形態(tài)化的利用：要么是文明生活、個人主義、智慧、高雅以及滿載希望的象征——或者是犯罪、疾病與無能的縮影：純真與團結的“不自然”的破壞者。綠色主義者如今常常將都市生活的后一種圖景宣揚成“惡性腫瘤”。

對于諸種自然觀而言，歷史的視域有助于我們意識到，當我們今天再次聽到這些觀念的回響時，斷斷不可信以為真而貿然接受，而是基于那些觀念提出者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而對之作出評估，這一視域也不會忘記那些觀念流行時社會中實際發(fā)生的一切（特別是經(jīng)濟方面）。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946：58）也有類似的看法:

當一個明理的人表達某種在我們看來明顯荒謬的觀點時，我們就不該試圖去證明它的似乎不對勁，而是應設法弄明白，它怎么就像是真的呢了。這種歷史與心理的想象力之訓練，立馬就開闊了我們的思維天地，并且有助于我們意識到，在一個思想多元的時代，我們自身所抱有的許多成見將會是多么愚蠢。

最重要的是，從歷史與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的這樣一種視角告誡我們，對于社會——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而言，不存在某種客觀的、鐵板一塊的真理，正如某些試圖使我們相信的真理那樣。對于身處不同社會地位、懷抱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不同群體的人們來說，真理各不相同。比如說，一種“真理”認為，自然能夠從人類的干預中迅速得以恢復，如果得到了英明管理策略的幫助，就更是如此。施瓦茨和湯普森（Schwarz and Thompson，1990）將其稱作“良順自然”（nature benign）的“迷思”，自由市場經(jīng)濟學的信徒們常常對此表示贊成。相比之下，常常表達其平等主義與集體價值觀的基進環(huán)境主義者們，信奉自然為極度脆弱且可能因任何的人類活動而遭致毀壞這一“真理”。因此，對于發(fā)展持謹慎的態(tài)度是明智可取的。這就是“瞬滅自然”（nature ephemeral）的“迷思”。第三種“真理”——“任性/有限度自然”（nature perverse/tolerant）的看法是，只要遵守自然的法則及其限度，發(fā)展是可以接受的。“掌權者們”所相信的是：那些信任科學專家之權威性的人們，正是那些最適于告訴我們規(guī)律與界限的人。我們有必要充分了解的是，個人與群體的實際——社會與經(jīng)濟——地位可能如何決定他們所傾心的有關社會—自然的那些“明擺著的道理”，因為這將影響他們在特定環(huán)境議題上的論斷。比如說在1989—1990年間，有望開發(fā)者與自然保護論者就東倫敦雷納姆（Rainham）的泰晤士河洲渚濕地牧場上，建造一座占地1600英畝的商業(yè)娛樂綜合設施（大學城）這一提議展開辯論時，這一點就一目了然了（Harrison and Burgess，1994）。開發(fā)商們辯論說，該地完好的環(huán)境（其中的1200英畝土地也已被正式列為“具有特殊科學意義的地質遺跡”而受到保護），能夠通過細心的經(jīng)營、管理以及科學的生態(tài)學家們的技術運用而得以保持。這一立場主要因“任性/有限度自然”與“良順自然”的概念而獲得支持并得以正當化。相反的是，自然保護論者強調了該地域一切存在的脆弱性，聲稱開發(fā)超出了該地生態(tài)系統(tǒng)耐受的限度。他們的立場所憑借的是“瞬滅自然”的概念。哈里森與伯吉斯(Harrison and Burgess，1994：298)強調說:，這些概念并非只是開放思想的多元競放而已：

每一種迷思都起著文化過濾器的功能，其追隨者們對于環(huán)境的獲悉因而天生就不太一致，所構建的相關知識因而也有所不同。這樣的話，有關自然及其與社會之關系的信仰，就與各種獨特的合理性觀點勾連在一起，這些合理性觀點支撐著那些適宜于維系那些迷思的諸行為模式。

那么，所有這些關于自然及其與社會之關系的“社會建構”的研究，都強調了進一步深入觀察的必要，以便富有成效地思考和行動：在社會與歷史的語境下理解那些關于自然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