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樣的作品？有時，我會追問。 　　我知道，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是一種與時下流行的或不流行的作品都不太一樣的作品。我從寫作的那一天開始，就基本上維持著這樣一種寫作，不是沒有變化，但無論怎樣變，也還是我的作品，始終沒有因變化而變得竟然判若兩者。一晃過去了那么多年，長長短短地寫了那么多篇（部），將它們聚攏在一起時，怎么看，都是一家子，一個家族，一個血統(tǒng)，沒有一篇（部）讓人會起疑心：它是這個家族的嗎？個別作品也許看上去有點兒不太像，但若文學(xué)上也有基因認定，得出的結(jié)論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是這個家族的。 　　事實上，我在寫作上一直在尋求突破，但這種突破是在堅持一種基本美學(xué)原則的前提下的突破，是在同一體制內(nèi)的突破，而不是顛覆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一切都可以改變，唯獨血統(tǒng)是不可改變的，我始終在維持這個家族的尊嚴，因為我從來也沒有輕視更未蔑視過這個血統(tǒng)，我需要做的就是讓這個家族的所有成員一個個都是好樣的。 　　我是一個逆行者，我的作品也是逆行者。在隨風(fēng)飄逝和逆風(fēng)飛揚這兩種風(fēng)采之間，我更喜歡后者。小時候撐船，就喜歡逆流而上，埋下屁股，將竹篙繃得像張弓，聽浪頭撞擊船頭噗嚕噗嚕地響，很興奮。遇大風(fēng)天氣，一樣喜歡頂風(fēng)而行。身體前傾，衣服鼓脹，或像旗幟一樣嘩啦嘩啦地響，風(fēng)撲打在臉上，麻酥酥的，也很興奮。歲月如流如風(fēng)，還是童年時代落下的脾氣，喜歡迎著人流而不喜歡被人流裹挾。這些年，我在寫作上沒有東張西望，沒有隨大流，選擇的常常是站住或是逆行，我并不認為只有前方才有好風(fēng)景。我取這樣的姿態(tài)，源于我對文學(xué)基本面的認同。文學(xué)確實在變，但怎么變，它還是文學(xué)，總不可以變得不是文學(xué)�；�本面是恒定的，不會改變的，改變的僅僅是它的形式。我們可以尋覓，但基本面是不用尋覓的，它就在那兒，從它產(chǎn)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在那兒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我不能離開它，哪怕是片刻。它是我必須堅守的山頭、陣地、城堡。我在它之上，看到了滾滾風(fēng)塵，在孤獨中也有一番驕傲：人們終將回來，因為前面什么也沒有。 　　我自然也有前方，卻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前方。 　　我愿意我的作品永遠具有詩性。我的小說標(biāo)準(zhǔn)很簡單：它不是詩，卻應(yīng)當(dāng)具有詩性。與詩性相關(guān)的詞有“意境”“氣韻”“情調(diào)”“雅興”等。我喜歡在小說中有這樣一些東西。不是有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貫注。我只有在這樣的感覺中才可以寫作。小說的思維，歸根結(jié)底是詩的思維。既然具有詩性，那么小說就不再是對生活的簡單模擬。因為生活常常是灰色的，缺乏詩性的。小說是為了人們可以□□生活，在博大的人文關(guān)懷中，使閱讀者得到精神上的升華。小說不可以用它的全部去模仿生活，應(yīng)當(dāng)用相當(dāng)大的一部分來引導(dǎo)生活，讓生活來模仿它，而這部分小說理所當(dāng)然地要具有詩性。詩性是一種高度、一種境界，人類一旦完全失去了詩性，就等于回到了蠻荒，好在文學(xué)一直在向人類提供這種詩性。 　　詩性意味著向善、向美。 　　我不想用小說去展示來自生活的惡和丑，更不會用小說去強化惡和丑。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性也是一種對抗，對生活的對抗。我以為，小說的真正深刻，并不是來自對生活實相的摹寫，而是來自對生活的對抗。這種對抗，可以是劍拔弩張的，也可以是另一種策略：用神圣、典雅、高尚、悲憫、寬容等加以凈化、改造和呼喚。我讓我的作品在更多的時候選擇了后者，因為我更相信后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