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我原籍湖南岳陽，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時就讀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9月全家間道南返故鄉(xiāng)，在長沙中央大學附屬中學（由南京遷校）；1939年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1943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讀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研究生。畢業(yè)后，按時間順序，我基本的簡歷如下：1946年至1949年任中國臺灣建國中學、湖南第十一中學教師；1949年至1950年于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畢業(yè)；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圖書館編目員；1952年至1956年任西安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后任清華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在學術(shù)交流方面，1980年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員會中方訪問美國學者；1984年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魯斯基金訪問教授；1986年至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93年至1995年任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我自己幼兒時正值軍閥混戰(zhàn)，但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和后來的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難忘。其后做小學生時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后無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學時，全民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隨后是不斷的顛沛流離。上大學時是歐戰(zhàn)，繼而是太平洋戰(zhàn)爭的爆發(fā)。讀研究生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蛟S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連年戰(zhàn)亂所引發(fā)的對人類歷史和命運的感觸和思索，使我選擇了歷史作為專業(yè)。求學時期許多師友的啟發(fā)，以及雖在戰(zhàn)時卻仍然相當豐富的圖書與便利的閱讀條件，容許我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一段難忘的時光。在物質(zhì)生活極其艱苦之時，卻往往能得到精神上無比的啟蒙之樂。

當時的校園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它給了學生們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轉(zhuǎn)系、自由旁聽，不同專業(yè)和不同年級的同學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轉(zhuǎn)過四個系，曾旁聽過吳宓先生的歐洲文學史和文學與人生，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張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劉文典先生的溫李詩，馮至先生的浮士德，湯用彤先生的大陸理性主義和其他的課程和講演。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同學好友中王浩和鄭林生都曾對我的思想有過很大的影響。他們的專業(yè)我雖然一竅不通，但他們的談話和思路每每給我以極大的啟發(fā)。在專業(yè)上，噶邦福老師（J.J.Gapanovitch）則是引導我對歷史哲學感興趣的指路人。新中國成立后，自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我參加了侯外廬先生領導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班子，作為他的助手工作了30年。我認為侯先生的最大優(yōu)點和特點是決不把思想史講成是思想本身獨立的歷史，即不是從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當成是現(xiàn)實生活的產(chǎn)物，然后才是它從前人的思想儲備庫中汲取某些資料、方法和智慧。這本來也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之所在，即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然而20世紀60年代所風行的觀點卻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專門強調(diào)思想領先，把事情說成是思想在決定一切存在，歷史是沿著思想所開辟的航道前進的。當時各種運動、勞動、社會活動和不務正業(yè)的各種業(yè)務接連不斷，幾乎占去了一個人絕大部分的時間，自己的專業(yè)也就無從談起。因為對西方思想史也感興趣，所以不時也偷暇翻閱一些，這在當時被認為是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廠的。偶然得到了哈布瓦赫（Halbwachs）的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注釋本。盧梭的書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經(jīng)典著作，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響，而居然沒有一個可讀的中譯本，更不用說注釋本。于是我又找來幾種名家的注釋本和沃恩（Vaughan）的權(quán)威本，除了翻譯本文之外，還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來已前后修訂過三次。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為實際上是兩大主潮的互相頡頏：一條是由笛卡爾所開辟的以腦思維的路線；另一條是由帕斯卡所開辟的以心思維的路線。后一條路線并不違反科學，帕斯卡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數(shù)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我恰好有一本布倫茨威格（Brunschvicg）的帕斯卡權(quán)威本，所以就譯了他的《思想錄》，并找了幾種注釋本，也做了一點集注和詮釋的工作。在我感興趣的歷史哲學領域，我以為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一書，迄今仍不失為西方最深刻、最有價值的著作，所以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把它譯了出來。20世紀70年代以后，時間較多，研究環(huán)境也較前寬松，幾次出國，也接觸到了一些過去未能見到的書和材料，于是又動手翻譯了幾部書，也寫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書中和文集中。近代中國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19世紀、20世紀的中國還在補西方18世紀、19世紀的課。把歷史學認同于科學，就是在思想上補19世紀實證主義的課。我以為歷史學既有其科學的一面（所以它必須服從科學而不能違反科學），又有非科學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實驗科學那種意義上的科學要求為盡歷史學之能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歷史學（和人文學科）還另有其自己獨特的紀律、規(guī)范和準繩（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寫出來，我自己也愿意做一點拋磚引玉的工作。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的活動，所以研究人性運動的軌跡（即歷史）就是歷史學的當然任務。人性當然包括階級性在內(nèi)，但階級性并不能窮盡人性。善意固然是人性，惡意也是人性。文革對于其他專業(yè)工作者未免是一種損失，使他們失去了大量寶貴的鉆研時間。但是唯獨對于文科來說（如歷史學、哲學、文學等），它卻也是一次無比的收獲，它使得我們有千載難逢的機會去體驗到人性的深處。幾千年全部的中國歷史和在歷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濃縮的形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nèi)迸發(fā)出來。如果今天的歷史學家不能運用這樣空前的優(yōu)異條件寫出一部或若干部的中國史、世界史以及歷史學理論、方法論、歷史哲學的書來，那就未免太辜負自己所經(jīng)歷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