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約是十多年前，由于工作的關(guān)系，我在當時香港的一本雜志上看到

一篇樂評，內(nèi)容是對當時蘇聯(lián)的兩位鋼琴新秀的評論文章，文章深深地吸

引了我，其中深刻的分析和精妙的評解令我折服，并以其十分專業(yè)的眼光

和極其大度的長者風范，預見了這兩位在當時并不出名的年輕人的遠大前

程和光明未來。另外，從文章中我感到作者雖然身處香港，但對我們內(nèi)地

的文化教育發(fā)展情況一點兒也不陌生，這又引起了我的興趣。隨著時間的

推移，時至今日文章作者當時的預言完全應驗了，吉莫菲耶娃，當年那個

莫斯科音樂學院的畢業(yè)生，如今多次在國際大賽獲獎并躋身世界著名鋼琴

家的行列。而另一位普列特涅夫，這位柴科夫斯基比賽金獎獲得者，現(xiàn)在

也已是集鋼琴家與指揮家的頭銜于一身，成為世界樂壇十分顯赫的人物之

一。當然我也記住了那篇樂評作者的名字鄭延益。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jié)識了張欣老師，但意外的收獲還是通過她使我

知道了鄭延益先生的情況，也了解了這位我敬慕已久的老音樂家的許許多

多，他一直生活在我們的周圍，并不是我想象當中的那么遙遠。

鄭延益1923 年5 月2 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從事商業(yè)經(jīng)營的父親一生

熱愛音樂。鄭先生6 歲學習小提琴時就展現(xiàn)了極高的藝術(shù)天賦。8 歲時舉

家移居新加坡，刻苦的學習使得他的琴藝有了長足的提高。11 歲就上臺

演奏《門德爾松協(xié)奏曲》�？箲�(zhàn)爆發(fā)后他輾轉(zhuǎn)香港、上海、重慶等地，其

中在上海停留的兩年時間里他進入國立音專隨艾德勒（Adler）學習并加入

了工部局的管弦樂團，在當時清一色的外籍演奏員中只有他和黃貽鈞、譚

抒真三位是中國人。后來又在林聲羽指揮的重慶中華樂團中任副首席（首席為黎國荃先生），1948 年鄭先生再赴新加坡。新中國成立后，上海根據(jù)

國家的倡議成立了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這時

年輕的鄭延益應譚抒真先生之邀，懷著一腔愛國熱血于1954 年回國任教。

當時上海音樂學院的小提琴專業(yè)是以人才的實力雄厚而著稱于世的，它擁

有當時我國最優(yōu)秀的小提琴教師譚抒真、竇立勛、陳又新、趙志華和

鄭延益，他們?yōu)槲覈�的音樂教育工作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為我國弦樂演奏

事業(yè)培養(yǎng)了無數(shù)的人才。

作為一名教師，在教學上針對每個人都有其特殊的方法和技巧，鄭先

生也不例外。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別具一格的方法主要表現(xiàn)在根據(jù)學生

不同的情況，因材施教，教授方法強調(diào)邏輯性與合理性，其中堪稱一絕的

是他妙手回春的指導。學習弦樂的年輕人會由于各種各樣的情況（生理

條件的先天性、早期訓練方法的科學性等等）在學習上碰到各種各樣的困

難，有的可能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甚至毀了一個年輕人從事音樂事業(yè)的

夢想。而鄭延益先生的絕活也在于此，他指導過許多有過這種病灶的

學生，并運用合理的調(diào)整手段使之恢復了信心，并且在學習上跨進了一個

新的層次。林濤由于挾琴緊，手指痙攣，在學習上碰到很大的困難，鄭先

生讓他雙肩放松，自然松弛地拉琴，聲音一下子出來了，在畢業(yè)考試上演

奏的曲目是拉羅的《西班牙交響曲》，光彩煥發(fā)，以至于李克強跑過來對

鄭先生深深一鞠躬說道：鄭老師我服了你了!沈冠恩的手又小又軟，在

練習上很費勁，自己也很苦惱，鄭先生對她強調(diào)兩個支點、指根起落，培

養(yǎng)起良好的感覺，她自信心也增強了，結(jié)果能自然流暢地演奏《柴科夫斯

基協(xié)奏曲》（篇幅所限，我只能舉幾例）。另外鄭先生在上音的特殊貢獻是

以敏銳的眼光和高雅的趣味開創(chuàng)并建立了上音的室內(nèi)樂教育和重奏訓練

課，培養(yǎng)出了我國第一個女子四重奏組（初始成員為俞麗拿、丁芷諾（后

為沈榕）、吳菲菲（后為沈西蒂）和林應榮）并于1960 年在前民主德國的

弦樂比賽中獲獎，并讓這一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在上音一直保存至今。它延續(xù)后的

輝煌時期是1985 年，上音由李宏剛、李偉剛、王征、馬新華組成的四重

奏組在英國樸茨茅斯國際比賽中榮獲第二名。鄭先生又在上音開設(shè)了中提

琴專業(yè)，他調(diào)整了中、小提琴不分的混亂局面并使這個灰姑娘恢復了

它原來的面貌。這個專業(yè)除了沈西蒂外，后來又陸續(xù)培養(yǎng)出了張立國和肖

紅梅等人，這些成績都和鄭先生的努力分不開。鄭延益先生一直都是一位

智慧型的教師，在學校里是出了名的專治疑難雜癥的專家，他熱愛自

己的學生也從不計較報酬，許多人都還記得他披著雨披推著老坦克去

為學生上課的情景。由于家庭和各方面的影響，他在教學之余的另外一大

愛好就是收集唱片。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鄭先生傾其所能，用他自己不高

的收入購置了大量的唱片資料，據(jù)當時去過他在淮海路寓所的人所回憶，

當時鄭先生收集的唱片不下數(shù)千張，堆滿了幾個大櫥柜，都是他的摯愛，

可惜在文革中毀于一旦，至今令他耿耿于懷。

和許多正直的人一樣，鄭延益先生在文革中遭受了磨難，受到了

不公正的待遇，身心俱疲。連他強調(diào)學生要像海菲茨那樣拉琴、追求銀子

般的音色和葡萄酒般的韻味都成了所謂的罪證，不過相信如果當撥亂反正

的春雷響起之時，他也一定會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張開雙手迎接那個美好

的春天。可是由于種種原因，他沒能等到那一天，1974 年11 月鄭先生移

居香港。離開了他生活和工作已久的上海，他的心情是十分復雜的，用鄭

先生他自己的話說是一路流著淚到的香港。

定居香港后，鄭先生一邊以授琴為生，一邊在各種媒體上發(fā)表文章，

以他的專業(yè)資歷和極其深厚的藝術(shù)功底很快在香港樹立起了權(quán)威地位，

和史君良、孔元諸先生齊名，并以亞洲第一樂評人的稱號為文藝界所

熟知。

鄭先生的音樂評論文章學識豐富、理論精到、分析透徹、言辭鋒芒畢

露，讀來令人佩服。他在香港發(fā)表的樂評文章不計其數(shù)，這些文章既有

洋洋大作，猶如江海奔騰、氣勢如虹；又有寥寥數(shù)筆的短文，似談心、娓

娓而敘、沁人心脾。鄭先生的文章既不是某種專業(yè)式的敘述，內(nèi)容枯燥

無味，語意冰冷；也不是某些發(fā)燒友式的文章，外行得讓人不敢恭維。

難怪有人說讀鄭先生的文章既教育人，又使人信服，一派的長者風范。

鄭延益先生既有扎實的專業(yè)知識，又有良好的外語基礎(chǔ)，這使得他一__直對海外的專業(yè)音樂活動很了解，能把各種和文化有聯(lián)系的知識作為有機

的補充。居港這些年，大部分來港獻藝的音樂家，鄭先生都聆聽過他們的

音樂會，和他們自由地交談過，這其中包括了許多世界性的著名藝術(shù)家。

就算把范圍縮小，以其專業(yè)而言，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全世界大部分的著名

小提琴家鄭先生都采訪過、交談過，能夠有如此殊榮的人，在亞洲地區(qū)我

看也只有鄭先生一人。著名音樂家的普列特涅夫（M. Pletnev）在為DGG

公司灌制《柴科夫斯基交響曲全集》時就曾親筆寫信向鄭先生征求意見；

女鋼琴家皮爾斯（M.J. Pires）把自己的肖邦練習曲集寄給鄭先生請他提些

意見；遠在大洋彼岸的鋼琴家佩拉希亞（M. Perahia）也專門來信請教并

征詢鄭先生意見；小姑娘區(qū)美玲在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隨加里·格拉夫曼

（G. Graffman）學了六年鋼琴，可是她媽媽說這六年長進不大，她親自寫

信要求鄭先生來教美玲鋼琴，教她音樂。

鄭先生不但熟悉小提琴演奏，同時又精通京劇和民族音樂，這又是他

和別人的不同之處，絕對不是那種沉溺于西方音樂之中聞樂而三月不知

肉味的假洋鬼子。鄭先生雖然身處香港（回歸前的情況）但他依然十

分關(guān)心內(nèi)地的文化發(fā)展和社會主義教育事業(yè)，他曾多次回內(nèi)地進行文化交

流，開設(shè)講座（指導新人）。

我們在鄭先生眾多的樂評文集中精選一部分，編成這本集子以饗讀

者，希望它能給我們帶來許多新的東西，新的思考，對內(nèi)地的文藝評論事

業(yè)會有些許啟迪和幫助。

在現(xiàn)代小提琴家中，鄭先生最為推崇克萊斯勒和海菲茨，這個概念根

深蒂固，這既使人感到他有一些固執(zhí)，固執(zhí)得使人惱火，又使人覺得

可愛，可愛得讓人有開誠相見之感。當然話又說回來，鄭先生對以上兩位

小提琴家的觀點是有其深刻的理論分析和論斷的，有許多毋庸置疑的地

方。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對任何事物有爭論、有不同觀點都是正常

的，更何況是藝術(shù)呢？也正因為如此，才使我們更尊重鄭先生，更愿意去

和他交朋友，更愿意去傾聽他的不同意見。

鄭先生熱愛小提琴，可以這樣說：他的左右手分別是克萊斯勒和海菲茨，海菲茨的完美無缺和精確嚴謹是鄭先生對于做人處事的一貫要求：嚴

以律己，事事高標準；而克萊斯勒的溫暖深意和細致入微又是鄭先生對生

活的另一面：云興霞蔚、春風化雨，永遠地熱愛生活。

最后請允許我向丁芷諾、張欣和林應榮三位老師致以深刻的謝意，感

謝她們對本書提供的許多資料和幫助，現(xiàn)在文集出版了，感同身受，相信

她們幾位和我一樣會是十分高興的，對那些編撰過程中的甘苦也永遠不會

忘記。

劉大可

199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