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時間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判，是最無私而又公正的。
一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司湯達的長篇小說《紅與黑》在法國巴黎問世以后，在毗鄰的德國立即引起文學巨匠歌德的注目，耋老的歌德認為它是司湯達的最好作品，并稱贊作者的周密的觀察和對心理方面的深刻見解。司湯達的這部小說在俄羅斯也有它的知音，托爾斯泰對他的勇氣產(chǎn)生了好感，有一種近親之感。
而在本國，《紅與黑》卻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評家圣佩韋譏諷作家筆下的人物盡是些機器人；報紙評論幾乎同聲譴責據(jù)信應由作者負責的小說主人公于連的道德的殘忍。公眾對這部小說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冊，后來依據(jù)合同又勉強加印幾百冊，紙型便被束之高閣。
這正是司湯達在世時整個文學際遇的一個縮影： 他所寫的三十三部著作，只出版了十四部，而且大部分長期躺在書店的架子上；只有巴爾扎克為他的《帕爾瑪修道院》寫過一部題為《亨利貝爾》的專論，發(fā)表了有分量的贊許。
但是，司湯達最了解自己作品的價值。他一再堅稱：我將在一八八○年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僅僅是在一九○○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場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 做一個在一九三五年為人閱讀的作家。
歷史實際上綽綽有余地兌現(xiàn)了這些預言。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泰納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師范學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發(fā)現(xiàn)司湯達的運動以來，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司湯達早已贏得他在法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理應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紅與黑》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杰作，早已當之無愧地躋身于世界文學名著之林。 司湯達在為《紅與黑》初版所寫的出版者告讀者中聲稱，他的《歌德談話錄》，1831年1月17日的談話。1883年托爾斯泰給妻子的信�！缎瞧谝宦�談》第9卷。1830年《巴黎評論》。伊波利特泰納(18281893)，法國哲學家、文學史家和評論家。著有《英國文學史》、《藝術哲學》等。
這部作品是在一八二七年寫的，在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指1830年7月革命。發(fā)生……時，已經(jīng)做好了出版的準備工作。這句話只有一半真實。我們知道，七歲喪母，形同孤兒的司湯達，對一切都心存疑竇，因此處處設防，養(yǎng)成了掩掩藏藏的習慣。為了能在作品和書信中暢所欲言而又避免警察和檢查當局的糾纏，他使用的筆名有四十來個，落款達七十種之多。他最常用的筆名司湯達，幾乎代替了他的真實姓名瑪麗亨利貝爾。在《紅與黑》寫作年代上，他同樣真真假假。今天已經(jīng)證實，雖然確如他所說，《紅與黑》在一八三○年七月已準備好發(fā)表有他這年五月與出版商簽訂的合同為證；但它的寫作年代卻在一八二九年十月至次年四月的大約半年時間；至于小說的構(gòu)思，則最早只能始于一八二八年，因為是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幾期《法庭公報》，向作者啟示了未來小說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雛形。參看本書附錄2： 《安托萬貝爾德案件及死刑執(zhí)行》。
對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社會的各種文獻嗜之為癖的司湯達，是《法庭公報》的熱情讀者。一八二八年初的一天，上述幾期《法庭公報》對伊澤爾省重罪法院正在審理的一樁刑事案件的報道映入他的眼簾。那案情大致是這樣的： 現(xiàn)年二十五歲的安托萬貝爾德是布朗格村一個馬掌匠的兒子。他身體孱弱，不適合體力勞動，但在學習方面卻頗有天分，村里好幾位頭面人物便設法幫助他進身教會。當?shù)氐谋咎蒙窀甘樟袅怂�，教他學文化。一八一八年，他進入了格勒諾布爾市的小修院。一八二二年，他因患病而中斷學習，經(jīng)那位本堂神父介紹，受雇為米肖先生的一個兒子的家庭教師。我們從報道中看到，年輕的家庭教師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和比他年長十一歲的米肖夫人發(fā)生戀情。因而米肖先生把他掃地出門。此后，他兩次找到工作，可是不久都被辭退。他重又尋求走教會的道路，也均遭拒絕。他把自己的厄運歸罪于米肖夫婦。一八二七年七月的一個星期日，他潛入布朗格村的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后向自己，連開兩槍，兩人都重傷倒在血泊中。
發(fā)生在家鄉(xiāng)的這樁未遂事件，引起司湯達濃厚的興趣。他絕不以為貝爾德對米肖夫人的愛情有什么大逆不道。在與貝爾德相仿的年齡，他也懷著同樣的渴望：我認為我是為最高級的社會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強烈地盼望這兩種東西，而且配得上它們。1805年1月14日《日記》。不僅如此，他還曾對實現(xiàn)這種渴望信心十足：偉大的熱情能戰(zhàn)勝一切。因此，我可以說，一個人只要強烈地、堅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達到目的。1803年致妹妹波琳娜的信。追求幸福的熱情和毅力，在仰賴出身而得以享受榮華富貴的上層階級青年身上已喪失殆盡，司湯達卻仿佛在貝爾德這樣的下層青年中發(fā)現(xiàn)了他所贊賞的這種品質(zhì)。在談到當時發(fā)生的一起類似案件時，他再清楚不過地寫下了自己的這一見解。一個名叫拉法格的青年細木工，殺死了他的門第高貴的情婦。司湯達在《羅馬漫步》中就此事寫道：正當巴黎上層社會似乎失去強烈而持久的感受能力的時候，熱情卻在小資產(chǎn)階級中間，在像拉法格這樣的年輕人中間，展開一種可怕的力量。這些青年受過良好的教育，可是由于家境貧寒，不得不從事勞動，并且不怕真正的困苦，掙扎下去。……他們保留著意志的力量，因為他們能有力地感受。很可能今后一切偉大的人物都要出在拉法格先生的那個階級。拿破侖以前也處在這幾種狀況： 良好的教育，熱烈的想象力和極度的貧窮。《羅馬漫步》，1828年11月23日。
盡管富有熱情和毅力，貝爾德和拉法格都被判處了死刑，他們的追求都歸于失敗。但這并不使司湯達詫異。在他看來，這只是絕好地證明了他深信不疑的另一法則：社會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節(jié)。一個人的偉大事業(yè)，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階級更高的階級去，而上面那個階級則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自我主義者的回憶》。
司湯達決定用貝爾德的故事，同時也參考拉法格事件的某些因素，構(gòu)成他下一部小說的基干。
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源泉的生活本身，每時每刻都在向人們提供著無數(shù)可資利用的素材。但不同人利用這些素材產(chǎn)生出的成品卻往往大相徑庭，見出其才能的高下。根據(jù)貝爾德的案件，無聊文人完全可以炮制出一部俗不可耐的言情小說；而司湯達卻創(chuàng)造出一部具有不朽價值的文學瑰寶，這絕非偶然。司湯達開始寫作《紅與黑》時，已四十五歲�！都t與黑》這部杰作的產(chǎn)生，可以說是他前此走過的漫長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導向的必然結(jié)果。
司湯達于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誕生于法國南部的格勒諾布爾市。父親是律師世家的中產(chǎn)階級，思想極其保守。母親早逝后，一向?qū)λ�冷漠的父親再婚，索性把他交給一個神父教管。而他卻樂于接受外祖父一個信仰啟蒙運動思想的老醫(yī)生的影響。在資產(chǎn)階級革命時期，他和家庭的矛盾發(fā)展為政治上的對立。當父親因革命的勝利而驚恐萬狀的時候，他卻歡欣鼓舞。小貝爾舉著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里慶祝共和黨人的勝利的情景，感人至深。從這時起，以雅各賓黨人自命的司湯達，就和政治結(jié)下不解之緣。
在專為向青年一代灌輸資產(chǎn)階級革命思想的市中心學校學習三年以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即拿破侖發(fā)動霧月十八日政變的第二天，司湯達來到巴黎，任陸軍部秘書長的表兄達律將軍安排他在部里工作。一八○○年、一八○六年和一八一二年，他三次跟隨拿破侖大軍南征北戰(zhàn)。在意大利，他歷次作戰(zhàn)都大顯身手，從中士晉級中尉，又升任參謀。在普魯士戰(zhàn)場，他出色完成征糧任務，博得拿破侖皇帝的贊賞。遠征莫斯科雖是一場災難，司湯達卻在軍糧供應方面建立了奇功。據(jù)說在最慘痛的日子里他也軍容整飭，表現(xiàn)十分沉著。他對拿破侖時代滿懷留戀。他，一個近乎孤兒的青年，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熱情、精力和才華，這在任何封建時代都不可想象。他從不諱言對拿破侖的崇敬。他把《意大利繪畫史》(1817)獻給這位法蘭西最杰出的偉人。不過，司湯達首先是把拿破侖當作反對封建制度的統(tǒng)帥來加以崇拜的；在《意大利繪畫史》和《拉辛與莎士比亞》(18231825)中，他也對拿破侖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賜封貴族等錯誤加以批評。這個著名的拿破侖信徒，歸根結(jié)底是一個雅各賓黨人。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在法國復辟以后，司湯達深感像我這樣一個到過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國除了屈辱以外不會再有別的，于是前往意大利米蘭僑居。在那里，表面看他潛心于寫作，實際上他并未脫離政治。他始終關注著封建復辟后的法國階級斗爭的新形勢。他還同情意大利燒炭黨人為把祖國從奧地利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的斗爭，同一些意大利愛國志士發(fā)生了聯(lián)系。一八二一年奧地利警察當局把他作為燒炭黨人驅(qū)逐出境，并非毫無根據(jù)。
司湯達不得不返回復辟政權(quán)當政的法國。離開在意大利熱戀了數(shù)年的情人，他悲痛欲絕，曾在《論愛情》(1822)一書的手稿上畫下一柄手槍，表達自殺之意。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只因政治上的好奇心才阻止了我結(jié)束自己。在闊別七年的祖國，帝國時代的朋友們不是備受迫害就是屈膝變節(jié)。司湯達卻很快便同復辟王朝政治上的反對派領袖拉斐德將軍、本雅曼貢斯當?shù)热巳〉昧寺?lián)系。
司湯達自資產(chǎn)階級大革命以來約三十年的生涯，就這樣與資產(chǎn)階級和封建階級的兩種思想、兩種制度在法國和歐洲范圍的大搏斗緊緊相連。歷史幾經(jīng)曲折，他的政治信念始終如一。誠然，一如他的政治觀，他的社會觀也是資產(chǎn)階級的；例如，在一八二五年發(fā)表的反對圣西門空想社會主義的政論小冊子《論針對工業(yè)家的新陰謀》中，他明白宣稱：我雖然希望這些人幸福，但我們不可能尊敬所有的農(nóng)民、泥瓦匠、木匠。但是，他無疑比同時代的所有法國大作家都進步得多。一八二九年秋天，當他提筆寫下《紅與黑》的第一頁手稿時，夏多布里昂還在為復辟政權(quán)效命，巴爾扎克還在為封建階級的敗落而興嘆，雨果剛剛掙脫保王主義幽靈，他卻作為一個老雅各賓黨人，已經(jīng)在長期斗爭中親身體察、透徹研究了法蘭西的歷史運動和社會現(xiàn)實。 現(xiàn)在，我們就仿佛看到這樣一副形象： 留著濃密的連鬢胡須、明顯發(fā)胖的司湯達手拿貝爾德案件的報道，但他是站在一個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的高度，胸懷豐富的社會政治閱歷，抱定明確的理論原則，擁有長期的文學經(jīng)驗的。他為自己未來的小說加上一個謙遜而又大膽的副標題：一八三○年紀事。而《紅與黑》之所以成為一部杰作，首先就在于它從一紙簡單的刑事案件資料中展示出那個時代的廣闊的社會畫面，把一個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對十九世紀初期法國資產(chǎn)階級社會制度進行歷史和哲學研究的水平。
把司湯達奉為自然主義小說的先驅(qū)者的左拉，責備司湯達沒有表現(xiàn)出《紅與黑》主人公于連和德雷納爾夫人生活的那個世界。這很不公允。司湯達的小說一向重視將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運的發(fā)展密切相連的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紅與黑》在這一點上尤其成功。這部小說雖沒有自然主義者所偏愛的關于物質(zhì)世界的長篇瑣細的描寫，但它恰如其分的筆墨，卻把時代氣氛烘托得那么濃烈，歷史特點表現(xiàn)得那么準確，社會狀況勾畫得那么清晰，階級關系、特別是各階級的政治關系揭示得那么深刻!
司湯達告訴我們： 德雷納爾先生從一八一五年起做維里埃爾市長，小說開始時他在這個位置上已為所欲為了十年；而十九歲的于連在這年受雇于市長家，到他在二十三歲時被推上斷頭臺，時間跨度為四年。由此推算，《紅與黑》所描寫的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九年間的法國，即波旁復辟王朝的第二個國王查理十世上臺的第二年到這個王朝覆滅前一年的法國。
一八一四年，在資產(chǎn)階級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階級，雖然在英、俄、奧等歐洲封建君主國的刺刀庇護下在法國卷土重來，但是已經(jīng)在這塊土地上確立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卻再也無法摧毀，復辟制度只能在舊貴族與資產(chǎn)階級妥協(xié)的基礎上實現(xiàn)。復辟政權(quán)的關稅保護政策等經(jīng)濟政策，也反映了這一點。復辟時期法國的經(jīng)濟有了明顯的復蘇和發(fā)展。一個重要特點是： 資本主義關系愈來愈深地滲入依然是農(nóng)業(yè)國的法國廣大農(nóng)村。
《紅與黑》中的維里埃爾市是司湯達杜撰的一個外省小城參看本書附錄一： 關于《紅與黑》。。他在小說一開始構(gòu)筑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農(nóng)民而不像城里人引自小說《紅與黑》。以下凡引自這部小說的文字，只用引號，均不一一注明出處。的小城時，很好地再現(xiàn)了上述特點。
司湯達還令人信服地表明： 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的深入發(fā)展，資產(chǎn)階級意識和風氣也像瘟疫一樣籠罩著維里埃爾城。提供收入這句話，決定了維里埃爾的一切。這四個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習慣思想�？梢砸暈樾≠Y產(chǎn)階級暴發(fā)戶的鋸木廠主索雷爾，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好心的老外科軍醫(yī)為了讓索雷爾的兒子于連有工夫讀書，教好他拉丁文和歷史，反須付錢給老索雷爾。老索雷爾慶幸于連當上市長家的家庭教師，僅僅是因為可以向兒子討回養(yǎng)育費。在同市長做的一次次交易中，這個鋸木廠主表現(xiàn)了列那狐法國中世紀文學《列那狐傳奇》的主人公，以其狡獪屢勝代表大貴族的伊桑格蘭狼和勃倫熊等。式的狡獪。連最富有貴族氣派的德雷納爾市長這樣的頑固保王派貴族，也不免深受市儈風氣的熏陶。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成為他思考問題的主要依據(jù)，例如在他看來，胡桃樹之所以有權(quán)利存在，全由于它們提供收入；送禮物給一個我們完全滿意，而且替我們干活兒干得很好的人實屬荒唐，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況下，才需要激發(fā)他的熱忱。金錢的考慮甚至可以犧牲貴族的尊嚴，得知妻子和于連的關系，他寧愿隱忍，就因為妻子是一大筆財產(chǎn)的繼承人。
然而，司湯達的筆墨主要還是用于刻畫法國復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爭。復辟既是舊貴族和大資產(chǎn)階級的妥協(xié)，那么，像一切妥協(xié)一樣，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穩(wěn)定的平衡。獲得了大部分政治權(quán)力的封建階級，總妄圖恢復對國家的絕對統(tǒng)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權(quán)；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不斷發(fā)展而日益壯大的資產(chǎn)階級，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事實上，自一八一四年以來，這兩個階級以爭奪統(tǒng)治權(quán)為重心的政治斗爭從未間歇。一八二四年極端保王黨領袖查理十世登臺后，斗爭更達到你死我活的白熱化程度。小說《紅與黑》的一個突出成就，便是對法國歷史的這個關鍵時期的政治狀況，作了真實而深刻的藝術寫照。
對反動教會的揭露，是《紅與黑》這幅政治風俗畫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少年時代就受到伏爾泰思想影響的司湯達，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他有句名言：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諒，因為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對教會的揭露，幾乎全然不涉及宗教信仰問題對他來說那是已經(jīng)過時的任務，而是緊扣著教會的要害它在封建復辟中扮演的罪惡角色。通過發(fā)生在維里埃爾的一系列事件，他向我們指出，復辟時代后期，宗教的反動氣焰如此囂張，構(gòu)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教專政。本堂神父謝朗因為帶領《獄情報》編輯阿佩爾了解貧民收容所和監(jiān)獄的真相，便被教會撤銷教職；治安法官得罪了省里派來的瑪斯隆副本堂神父，差點兒丟掉飯碗；通過聽取懺悔，教會掌握每個人的秘密，控制每一個家庭。最陰森可怕的是圣會，這個教會的秘密政治組織，網(wǎng)羅了各色各樣心懷叵測的人，從貧民收容所所長到市長家的仆人。教會的橫行霸道在法國隨處可見。在里昂市郊，慣守本分的圣吉羅只因每年施舍給窮人兩三百法郎，而沒有把錢奉獻給教會組織，便被攪得無法安身。在貝藏松，代理主教德弗里萊爾組織起嚴密的圣會網(wǎng)，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報告使法官、省長，甚至駐防軍隊的將級軍官都感到膽顫心驚。在司湯達稱為整個小說的最精彩的部分里，貝藏松神學院的丑惡內(nèi)幕被揭露無遺，那里，宗派相煎，密探猖獗，虛偽排擠正直，欺詐勝過善良，毋寧說是一所陰謀家的專門學校。在描寫秘密會議的章節(jié)里，司湯達對積極參與反革命密謀的教會提出了最嚴重的指控。《紅與黑》對教會的一切描寫都基于這樣一個認識： 宗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它是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并且始終著眼于復辟王朝時期教會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這就使它的揭發(fā)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抨擊達到極強的力度。
陰謀和偽善的中心巴黎，是司湯達筆下整個復辟王朝政治畫卷的中心，而秘密會議又是這中心的核心，在這次會議上，貴族階級和教會的要人們策劃請求英國出錢，俄、奧、普出兵，而在法國由教會組織起一個武裝的政黨與之配合，把反對派一舉殲滅。他們明知這是個冒風險的，而且沒完沒了的工作，因為他們必須除掉的已經(jīng)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巴黎，全法國都在模仿巴黎，但階級本性使他們還要作垂死的掙扎。作家這里所反映的，正是他寫作《紅與黑》時正在發(fā)生的事，一八二九年八月波里雅克的極端保王黨內(nèi)閣上臺后的法國活生生的現(xiàn)實。一個當代人在日記中寫道：首都流傳著成千上萬種可怕的謠言，使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人們害怕鎮(zhèn)壓又要加強，……然而悲慘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 人民也能夠舉行政變。完全證明了司湯達對當時事態(tài)觀察之銳敏，再現(xiàn)之準確。
就是在這刻畫得極其出色的典型社會環(huán)境中，司湯達安排了小說主人公于連短暫生命的最后幾個年頭。歷史條件的成功限定，為于連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堅實的依據(jù)；于連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又大大深化了小說的主題。
平民出身；較高文化；任家庭教師；與女主人發(fā)生戀情；事露，槍傷戀人；被處死刑。小說人物于連的故事受到《法庭公報》中貝爾德案件報道的啟發(fā)，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報道中的貝爾德僅僅是個普通的刑事罪犯；而經(jīng)過司湯達藝術再創(chuàng)造的于連，則是根據(jù)人物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時空，被賦予一定的思想性格特征，具有了充實的社會含義的文學典型。
于連自稱平民、農(nóng)民的兒子、木匠的兒子、工人的兒子、仆人、工人、農(nóng)民，實際上，他的父親已經(jīng)由農(nóng)民發(fā)跡為鋸木廠主，他本人又先后在謝朗神父、德雷納爾夫人那里和神學院里受到教育，他屬于小資產(chǎn)階級的行列。兒童時代，他看見拿破侖的威武的騎兵從本鄉(xiāng)經(jīng)過，便發(fā)狂地熱望進入軍界。那時，平民青年盡可以披掛上陣，不是陣亡，就是三十六歲當上將軍。拿破侖就是絕好的榜樣。但是在復辟時代，一切都變了，沒有財富，沒有高貴的出身，就沒有出頭之日。歷史為于連這一代青年設置下的就是這樣的共同處境： 他們被養(yǎng)育在英雄的時代，卻不得不在門第和金錢主宰的時代里生活。很早就同反動家庭決裂的司湯達，曾得以在拿破侖大軍中施展才干，兩相比較，他深知復辟王朝在新一代青年面前聳立起的是怎樣的壁壘。通過困擾著于連的出路問題，他響亮地提出的，正是復辟時代整個社會制度已經(jīng)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嚴重障礙這一根本性問題。
00在這樣的社會現(xiàn)實面前，只能有兩種選擇： 退避或反抗。于連的兒時好友富凱奉行的是前一種態(tài)度，他潔身自好，在深山里離群索居，賣木柴。小商人的生活雖然平庸，卻少做許多虛偽的事。于連則迥然不同，他拒絕像富凱那樣處世，因為他追求的不是保證他生活舒適的碌碌無為，而是青年時代的所有英雄的夢想。他決心實現(xiàn)這些英雄的夢想，并和阻礙他達到目的的社會展開了斗爭。正如司湯達所說的，這是個在和整個社會作戰(zhàn)的不幸的人。
怎樣認識這個反抗者的形象呢?不能期望把它套進某個簡便的模子，或者用一兩句話作出定斷。必須考慮到，青年于連的思想和性格在小說中是逐步演化的；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他的所想所言所行經(jīng)常在真實中摻雜著假象�？傊�，必須正視他的全部復雜性。
于連有著極其敏銳的平民階級意識。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個可憐蟲，沒有保護人，也沒有錢。地位不同、階級不同的觀念時時刺激著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層階級的輕賤。聽到市長答應給他的待遇以后，他第一句話是我不愿意當用人，第一個問題是我跟誰同桌吃飯呢?經(jīng)妻子建議，德雷納爾市長給他一點兒賞賜，被他視為一種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貧困在跟他們的財富打交道。他對平民階級的活力充滿信心：這些貴族，如果有可能讓我們跟他們進行一次武器對等的戰(zhàn)斗，他們會怎么樣呢!他對命運和社會發(fā)怒。然而，于連作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計要超脫自身所處階級地位、飛黃騰達的個人野心緊密聯(lián)系著的。如果說兒童時代他渴望入軍界是因為受到老外科軍醫(yī)講的那些戰(zhàn)役的鼓舞，出于對披著長白披風，戴著有黑長鬃毛的頭盔的拿破侖龍騎兵威武氣概的羨慕，那么，青年于連卻是欲火炎炎地眼盯著金錢和權(quán)勢：今天我們看見一些四十多歲的教士，他們有十萬法郎的年俸，也就是說，相當于拿破侖手下那些著名的師長的三倍……應該當教士。我知道怎樣選擇我這個時代的軍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對教士服裝的喜愛成倍地增長了。)有多少紅衣主教，他們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過統(tǒng)治大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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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倫一九八六年五六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