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從掌故與八卦中長出詩意

讀戴濰娜博士的《未完成的悲�。褐茏魅伺c靄理士》一書（江蘇文藝出版社，2018年），得知周作人先生于1944年寫了《我的雜學》一文，如例數(shù)十八般兵器一樣，數(shù)出了他的十八項雜學，如非正軌的漢文、非正宗的古書、非正統(tǒng)的儒家經典、歐洲文學、希臘神話、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生物學、兒童學、性心理學、藹理斯的思想、醫(yī)學史、妖術史、日本的鄉(xiāng)土研究、寫真集和浮世繪、佛經與戒律等。

而早在數(shù)百年前的明代，張岱做過一篇《自為墓志銘》，其中說：

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

這不由得令人驚嘆于古典作家的淵博。如今我們在某些方面比古典作家懂得多（比如電腦和汽車），但總體上無法與之相較，更可怕的是我們不知他們究竟懂得多少，更理不清他們?yōu)槲臑閷W的邊界。

當代作家也要有一定的雜學功夫，即便不去做學術，也要有做學術的能力。而寫作本身就是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跨學科的。

舊時的不少人玩物而不喪志，例如，他們喜歡聽評書、相聲，除了聽故事和笑料以外，還能聽到古代的很多文化常識，欣賞雜七雜八的唱腔。過去北京人是以會玩兒出名的。在北京可以說自己會干活兒會掙錢，但絕不敢說自己會玩兒。小到琴棋書畫、養(yǎng)花遛鳥、斗雞走狗，大到架鷹圍獵等，會玩這些都不為過。

史書上的歷史是宏大的，但其間缺失了生活細節(jié)的質感，過去究竟是怎樣的？朝野、市井、江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是它們拼成了一個場域，這個場域產生的氣氛，讓我們感受到過去的日暖與茶香。它們是歷史的血肉，而史書與文物是歷史的骨架，讀書與寫作便是個根據(jù)骨架還原出血肉的過程。

以掌故學大家瞿兌之先生的理論而言，中國有政治而無政治史，有風俗制度而無風俗制度史。他不把掌故和八卦叫作野史，而叫作雜史，以補正史之缺。我筆下所述的也不是野史，沒有鬼狐神怪，用現(xiàn)在話說叫生活史，或叫微觀史學。生活史寫的是什么呢？瞿兌之寫的是風俗和制度的變遷，這個主題太大了，我只想寫點兒生活中的聲與色，即能讓人讀出聲響的、目見五彩斑斕的過去的生活，以補正史之缺、生活之趣。

聲色好像不是好詞，但其中包含著美好的部分。色是指外部整體的形象氣質之美，而不是單指美色。京劇中馬連良的扮相干凈漂亮，風度瀟灑，在過去也叫色藝雙絕。禮失求諸野，這個野是相對于朝堂來講的。歷史并非廟堂和鄉(xiāng)野市井的二元對立，而我們真正的民間生活在日漸淡化。

民國時期曾打過一場有趣的對臺戲對民間文化的不同態(tài)度。以地方戲為例，以魯迅、周作人等為代表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認為，民間文化是有趣的，地方戲是好的，可一旦進入宮廷，被強加上仁義道德，就失去了原本樸實天真的地方，再從宮廷出來就變味兒了。京劇、昆曲莫不如是。而傳統(tǒng)士大夫和舊式戲班的演員恰恰認為是徽班進京后，地方戲才上了廟堂，是宮廷文化提高了鄉(xiāng)野文化的格調。這兩種觀念正表現(xiàn)了民國時期人們對聲色的態(tài)度。那時的讀書人懂得社會發(fā)展要現(xiàn)代化，但生活方式仍然是傳統(tǒng)的。家里有了電燈和留聲機，但家居照樣是八仙桌、太師椅；平常會吃西餐和快餐，但請客還是去中式的酒樓。而這些細節(jié)，往往被寫在小說、劇本中，是值得專門做文章的。

掌故和八卦的來源，并非只是檔案、信札、圖表和數(shù)據(jù)庫，還在于口述史、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于生活本身的煙火氣，在于街頭巷尾的雜論閑談。我始終在文章中加入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經驗，不止于在書齋里翻閱故紙堆，更愿做街頭巷尾、山川大河里的行走者。文章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充滿顏色、氣味和聲音，蘊含著城市的燙樣。它們并非與當下無關，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下，所有的夢境都是真實。鐵路、機器與摩天大樓將成為未來掌故的背景圖。是生活氣場的變化帶動了人的心理和觀念的變化，進而改變了人的行動坐臥。巴黎有拱廊街道，北京有東安市場，它們都是從城市的構件方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我所做的是一種極限的寫作，是嘗試著到底能把世界寫得多么詳細、能奮力還原到哪種程度，力圖如歐洲教堂內古老的彩色馬賽克鑲嵌畫般重現(xiàn)那些逝去的時光。

海德格爾說，人要詩意地安居。我們如何在一個快節(jié)奏現(xiàn)代化中過得快樂而自由？

詩意是對整體氛圍的營造。好比你去旅游，往往是由旅行社打包賣給你整個行程中的聲色氣場。而讀書同樣是營造氣場，是靠知識、思想與智慧來營造的。

知識思想智慧，仿佛是一個巨大的空間鏈條。我們所學的、所接觸的掌故與八卦，從表面來看只是知識，或是叫作信息。

民國時期有掌故學三大家瞿兌之、徐一士、黃秋岳，臺灣地區(qū)有掌故學渡海三家齊如山、高伯雨、唐魯孫，大陸還有朱家溍、王世襄、鄧云鄉(xiāng)、金受申等掌故學家，他們提供了眾多的知識，而這些知識來自其家世和自身的閱歷，仿佛互聯(lián)網(wǎng)生長于他們體內，連接著每個細微的感官。他們不必閱遍前人的著作，單靠采擷舊京的天地之靈氣、日月之精華，便可自我營造出一幢幢學術大廈。文學仿佛源于祖先的遺傳，他們是我在寫我。而現(xiàn)在的人是我在寫半我，甚至是我在寫他。這樣得來的知識如何形成思想？

有些東西是很難教授的，比如思想與智慧。普通人接觸并掌握的知識量太小了，正如有的中學語文教材一學期教五首唐詩，這幾乎等于沒教，倒不如一對一坐在一位先生的對面，由先生一句一句地喂，一下午怎么也能記住五首唐詩。我們的大腦中如一鍋熱粥一樣咕嘟咕嘟地熬著海量的知識，日久天長，我們就會覺得滿腦袋糨糊，但就在一團糨糊中，在生活的磨礪與高人的指點中，我們最終會迎來從量變到質變的那一天，會有醍醐灌頂而開悟的那一天，會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哪怕它多么幼稚可笑。

這便是化他為我的過程。知識是一種靈物，需要人與之對話。學知識仿佛學戲曲，一旦和弦索笛簫說上話，便怎么唱怎么有了。

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和生活中的詩意之處真的不多，但我們仍然向往智慧，追求詩意。

我讀碩士時期的畢業(yè)論文是關于民國時期的掌故學的。蔡元培先生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在他所提倡的社會教育中，美術館、美術展覽館、音樂會、劇院、影戲館、歷史博物館、古物學陳列所、人類學博物館、博物學陳列所與植物園動物園等地方，甚至于地方美化作用的道路、建筑、公園，以及名勝的布置、古跡的保存乃至公墳，無不彰顯著美。

就《聲色野記》而言，仿佛我寫的都是過去民眾真實的生活、對娛樂場景的描述和評論。每篇都可以獨立成篇，但按照整體的目錄編次而言，是企圖從這些描述中尋找出知識，還要尋找出思想和智慧。我想把它們構造成一個體系或一個世界，甚至寫出三部曲來，期盼能在掌故和八卦中生長出純樸的詩意，編織出我尋訪舊式趣味生活的夢。

本書的寫作，受到學者孫郁老師的啟發(fā)，并得到了閻連科、梁鴻、楊慶祥、張悅然等老師的指點。特別感謝我的戲曲老師張衛(wèi)東先生幫我修改過部分稿件，一同感謝臺灣大學的邱怡瑄博士、鳳凰網(wǎng)主編徐鵬遠先生、《青年文學》主編張菁老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戴濰娜博士、為本書出版付出努力的各位編輯，以及北京傳統(tǒng)文化、民俗、戲曲、曲藝、武術、攝影、考古、收藏、占卜、心理等方面的朋友，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無法更好地完成此書。

筆者見識有限，才疏學淺，請大家批評指正。

侯磊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