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詩書繼世長”這一題目在出版前曾被討論數(shù)次，最終在出版前定名。之所以采用這個書名，是要強調這個家族世代相沿的一種家風。中國自科舉制施行后，讀書入仕逐漸成為階層上升最為重要的途徑，書香門第被人們視為家族興旺以及長久維系最可靠的憑借。所以“四世三公”的士大夫之家，便最為舊日的中國人所稱道，并被視為表率。
　　對于本書中這個在清朝時屬于內務府的家族來說，以“詩書繼世長”為題，則尤具意義。葉赫顏札氏家族，在清代時隸內務府正黃旗，是內府旗人中比較典型的樣本。其先祖出身于皇室包衣，雖在賴圖庫一代因軍功而封爵，但整個家族支脈基本仍世代從事于內務府世襲職務，為皇家生活服務。這個家族的變化自乾隆時期，他們開始參加科舉考試，因此很多人脫離于內務府世職，出現(xiàn)了大批外放官員，官位雖不高，但屬科甲正途，由此也形成了讀書入仕的家風，特別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八旗制度崩潰，很多內務府家族迅速敗落，閻家卻因讀書的傳統(tǒng)，能夠平緩地在歷史變遷中過渡。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他們并沒能憑借科舉為官而延綿數(shù)代，成為世代簪纓的大族，但他們大約從清中葉起，就開始對讀書特別重視，并將“詩書繼世長”作為自己家族代代相傳的追求。這也可以看作是他們接受漢族文化影響之后，所形成的一種深層的價值觀。是我做這個家族的口述時給我印象最深之處。所以，我以“詩書繼世長”為本書點題。
　　當然，這個家族的一切，其實還要從清代獨有的八旗制度開始說起。
　　明末，努爾哈赤在原有牛錄制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一種“出則備戰(zhàn)，入則務農”的兵民一體的社會組織形式。旗人生活在八旗制度的嚴密組織體系之內，他們只能“上則服官，下則披甲”，即從政當差或披甲當兵。他們的生計“惟賴俸餉養(yǎng)贍”，可以說，他們是一群為封建政權服務，依靠國帑旗租為生的特殊群體。辛亥革命，宣告了八旗制度的徹底廢除，旗人的生活發(fā)生了巨變。八旗兵丁的錢糧逐漸減少直到最后斷絕，生活的窘迫使他們必須全面走向平民化和勞動化。
　　對于這一特殊群體，尤其是駐京旗人，他們的家庭傳承、生活狀況、社會關系、價值觀、交往方式、姻親關系、社會習俗、宗教信仰以及他們的娛樂方式，特別是民國以后，他們在社會劇變的情況下，是如何應對變化，完成了角色轉換的過程，這些都值得進行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對于研究八旗制度史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有不少研究八旗制度的著述和論文，但是從具體的一個個家庭入手，多層次、多角度地探討八旗制度下的旗人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轉變過程，還是很少見的。楊學琛的《清代八旗王公貴族興衰史》，雖然從王公貴族的角度，按家族逐一研究這一特殊群體的生活狀況及變化過程，但是從普通旗人的角度，深入一個家族來進行研究的，依然很少。
　　近年口述史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知，我們試圖對北京各階層旗人進行采訪，通過每一個旗人家族的特殊性，展現(xiàn)八旗制度從建立、發(fā)展到衰亡的共性。具體到這本書的閻家，我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內容來展現(xiàn)這個家族在清代的八旗制度下，以及在八旗制度解體后乃至當代的經歷和生活：一方面是對先祖的家族記憶，即對在清代八旗制度下的人的記憶；另一方面是所見的家族中親屬的經歷，即八旗制度解體后人的遭遇與經歷；再一方面就是所見的生活，即民國時期北京旗人的生活。第一，對人的記憶。閻家在清代有兩個非常著名的人物，一個是清初為皇太極生殉的安達理，另一個是晚清義和團運動中的焦點人物毓賢。以安達理為例，從閻家對于他的記憶中，可以洞察出在八旗制度解體后，八旗內務府制度對旗人后代在觀念上仍然存在的影響。第二，人的經歷。在清朝滅亡后，閻家這個旗人官宦家族邁向全新的社會環(huán)境，從同一家庭走出來的不同的人，在八旗制度解體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些旗人是如何從封建社會的臣民轉換到民主社會的公民，這當中我們不僅關注了走向革命道路的顏一煙，走向學術道路的閻龍飛，還關注了更多的普通人。普通人的這種身份轉變，更具有普遍性，對普通人的關注，也是我們比較強調和重視的。第三，人的生活。這套《北京口述歷史》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就是老北京城市的歷史，人的生活正是這一城市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載體，作為清代及民國時期北京城的主體居民，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觀念則非常具有代表性。閻家作為旗人社會中一個階層的代表，關注他們在八旗制度解體后的生活，不是很有意義嗎？
　　在對閻家進行口述的同時，我還對其他幾個與閻家有姻親關系的家族進行了訪談，如蔣家、張家（葉赫那拉氏）、賀家（赫舍里氏）等，但此次決定將閻家的口述先行出版，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首先，我在與家中其他親戚進行訪談時發(fā)現(xiàn)，似乎大部分親戚都與閻家有關系，感覺閻家在這幾個家族中占有核心的位置，以紐帶的作用將幾個家族編織成一個網絡。而其他幾家親戚也都有這個感覺，都說咱們這些親戚都是“以閻家為核心的”。在我和閻珂女士的訪談不斷深入，并且與其他親戚的訪談進行了比較之后，我發(fā)現(xiàn)她的認同感不僅限于“家”，更包括“族”。閻家作為葉赫顏札氏家族中賡飏這一支脈下嫡長孫的后代，一直與家族中三代以上的很多本家和親戚都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一方面是家族親情的一種延續(xù)，另一方面，也是我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出于嫡長孫家庭對整個大家族的一種責任感。特別是閻珂女士說到家里常有“住閑的”，其中有遠支本家的落魄者，也有上幾代的落難姻親，閻家似乎認為從情感上到責任上都必須要對這些人進行扶助，盡管這個時候他們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這應該是一種在傳統(tǒng)社會結構中的親族觀念的體現(xiàn)，而且也許這也正是閻家成為這幾家親戚核心的根源。其次，也許正基于上述這一點，閻家人執(zhí)著于家族事跡的搜集，編寫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接續(xù)家譜，巡訪家族史跡，梳理親族關系，在我的采訪前，他們已經對家族及親戚有了很深入的了解。那么，這樣一個處于核心位置且內容豐富的家族，作為一個家族口述史系列的開頭，既有很明顯的必要性，對于我的工作也略顯方便。
　　閻珂女士出生于1934年。她是閻家長子閻陸飛的二女兒，早年畢業(yè)于通縣女師，先在唐山的中學任教，后調回北京，在北京第47中、174中教語文，1989年于北京市第156中學退休。閻珂女士歷來對家族歷史非常熱心，又常年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工作，對史料、編輯、寫作等方面很精通，從20世紀70年代末即開始常年的家族考察，退休后更是寫了大量的家族回憶文章。她執(zhí)著于家譜的修訂和續(xù)寫，追尋先祖的足跡，親自到廣東、河北、沈陽等地采訪，并遍訪各位親友，對閻家的歷史、人物了如指掌。作為口述史的被訪者來說，她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我對閻珂女士的訪談，是在定宜莊老師2007年對她所做訪談的基礎上展開的。由于時間所限，定老師對閻珂女士的口述訪談只是個開頭。2010年，我跟隨定老師開始進行口述歷史的學習，由于我與閻家的親戚關系，定老師決定把閻家的口述史交給我來繼續(xù)完成。我在訪談中提到的許多問題，都是對2007年那次口述的接續(xù)。與定宜莊老師不同，她完全是以一個專業(yè)歷史工作者的身份進入訪談，而我更像是以一個“家里人”的身份進入。一方面，我的這一身份給我的這次訪談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首先，我在進入訪談的時候，沒有任何隔閡。閻珂女士很樂于讓家族中的晚輩對家族的歷史有比較深刻的了解，她會將她對家族的了解向我盡可能豐富地講解。其次，我本身生長于家族之中，對家族親戚中的事情就有一定的了解，認識口述中的很多人物，對口述中的很多事件也略知一二，因此在訪談中談到某個人物和事件時，我腦中會有一個比較立體的概念。而且，在采訪當中，當閻珂女士說到某些事情的時候，我還會就我所知的一些信息進行提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閻珂女士的口述進行的一種補充提問，畢竟很多被訪者在接受采訪的那段有限的時間內，未必會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能想到。再次，閻珂女士作為我的長輩，很自然地把我看作一個孩子，而作為一個孩子，可以刨根問底地多問一些為什么，這對于采訪過程是沒有影響的，但多問的這些為什么，有時卻能夠挖出一些更為深刻和精彩的史實。當然，這些訪談時的方便，也會有一些負面影響。我對家族的熟悉，會使我在采訪前就對一些人和事情形成了固有的觀念，這種固有的觀念會使我在無意識中對一些問題不再往下追問，或在進一步的提問中不夠客觀。另一方面，閻珂女士在分別接受我與定宜莊老師的訪談時，態(tài)度和內容是不太一樣的，這本身沒有什么優(yōu)劣之分，一個人在與不同人群進行談話時，會自然地選擇相對合適的方式與內容。我與定宜莊老師之間的年齡、性別和身份等方面的差異，會導致有些問題我提不出來或無法提出，而面對定老師提出的有些問題，閻珂女士則可能會相對簡單地回答或選擇隱晦對待。這就使得我們兩個人對同一個人的口述采訪會在一些問題上有微小的不同，如果細微地觀察這些不同，這個口述史采訪的本身就很有意思。
　　我對閻家歷史的最初了解，是基于家中的歷史名人，尤其是清末與義和團運動相關的山東巡撫毓賢，是晚清時的著名人物。在我中學學習中國近代史這一段時，因為其“毓”字的行輩排字，還曾認為他是皇族“溥毓恒啟”中的一員。后來家里人告訴我，他其實與姥姥家的蔣氏家族有很近的親戚關系，也就是親戚中的閻家的先人，滿族姓氏為葉赫顏札，其弟毓俊還是一位滿洲詩人，留有一本《友松吟館詩抄》書稿。這是我最早將這一門親戚與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個葉赫顏札氏家族的歷史到底是什么樣子，我對此產生了探尋究竟的渴望。
　　閻珂女士追尋家族的遺跡已經有30年之久，她總說因為“文革”期間，她的一封信，讓母親燒毀了家里的那些家族遺物，自己總有一種責任感，要追回這些家族記憶。但是從她的多次訪談里，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她對這個家族的認同感，以及她的兄弟姐妹對這個家族的認同。他們?yōu)榧易迨论E跑了那么多的地方，查閱了那么多的資料，又做了大量的考證工作，從繁多又極其零碎的文字中拼湊這個家族的歷史原貌，而且還在不斷繼續(xù)，這其實讓我這樣一個80后在現(xiàn)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感到很陌生，也很感動于他們的這種執(zhí)著。
　　此外，閻珂女士對生活的觀察也相當細膩，這篇口述中有她對舊時生活的大量回憶，衣、食、住、行、生活禮俗等，涉及了很多方面。而且她還非常善于總結，對過往的一些生活重新思考，比較了不同階層的人在生活上一些細節(jié)的不同，還從幼時的一些記憶中體會出一些那個時代的社會人情，使得這部口述歷史在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又豐富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
　　在此，我要感謝閻珂女士，我的閻姥姥，為我提供了如此豐富的訪談資料。要感謝定宜莊老師和邱源媛師姐對我這篇口述的指導與幫助。同時還要感謝東城社區(qū)學院的周莉老師在這篇口述中為我提供的繪圖、制表等一系列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