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后記

第一次聽到保麗娜·弗洛雷斯的名字是在2017年的4月，一位出版社的編輯朋友向我提起了這位年輕的智利女作家，說她寫了一本據(jù)說很精彩的短篇小說集，西文書名叫Qué vergenza，剛巧我要在同月到西班牙去，于是當即表示會把書買來讀一讀。我在馬德里的中央書店很順利地找到了這本書，它靜靜地躺在西班牙語美洲文學書柜中，封面朝上，十分顯眼，紅色的書腰上寫著保麗娜憑借此書獲得的文學獎項以及名作家們和各大媒體的推介語。我將書拿起來翻看了一下，九篇故事，近三百頁，對于一位剛出道的作家而言已經(jīng)算是比較厚實的作品了，更何況書還是由著名的塞伊克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的。更讓我意外的是封面上大大的第4次印刷幾個字，我翻到版權(quán)頁：2016年9月第一版，2016年10月第二次印刷，2016年11月第三次印刷，2017年1月第四次印刷，這本書竟然在短短五個月的時間里印刷了四次！保麗娜·弗洛雷斯。我心中默念了幾遍這位激起了我極大好奇心的作家的名字，付過錢，離開了中央書店。

我是在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上把書讀完的：馬德里的地鐵、開往市郊的小火車、往返于馬德里和維爾瓦之間的火車、回國的飛機……九篇故事有相似之處，例如多以青少年的視角展開描寫（保麗娜本人曾對此解釋說：青少年時期發(fā)生過的某些小事最后會被證明對你的人生影響深遠，[……]而且這中間存在著某種游戲，很多時候成年人會通過青少年的視角來審視自身。），圍繞著書名中的vergenza（關(guān)于書名，我在下文還會提到）以及成長作為核心主題展開敘述等，但是細細品來這些故事又各有不同，作者細膩筆觸下描繪出的智利社會中下階層的眾生相讓人回味無窮：在《奇恥大辱》中，兩個女孩本來試圖幫助自己的父親擺脫窘境，卻使他陷入了新的奇恥大辱之中；《特蕾莎》講述了一段關(guān)乎欲望、誘惑及權(quán)力掌控的故事，卻在結(jié)尾處迎來了出人意料的逾越和反轉(zhuǎn)；在《塔爾卡瓦諾》中，看上去勇敢無畏又肆意妄為的忍者少年們終究擺脫不掉悲慘現(xiàn)實的陰影；《忘記弗萊迪》中的女主人公則注定無法忘記生活中的諸多痛苦經(jīng)歷，只能如同干涸的河底的石頭一樣被掏空身心；《娜娜阿姨》在短短十數(shù)頁紙中講述了一個關(guān)于親情、成長、離別、死亡的故事；《美利堅精神》像是微縮版的《酒吧長談》，通過兩位前同事的對話揭示出彼此共同經(jīng)歷中的重大秘密；《萊卡》給孩子們純真的生活蒙上了一層情色的陰影；《最后假期》中，主人公在兩種天差地別的人生道路中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也許我們每個人都能在篇幅最長的《幸運如我》中看到童年時期的自己，并在成年主人公身上感受到那種似曾相識的孤獨感，乃至無可奈何地發(fā)出幸運如我的自嘲和感慨。

孤獨、挫敗、失落、彷徨、羞愧……保麗娜·弗洛雷斯描繪出了智利中下階層的悲劇性現(xiàn)實，而且在她的筆下，這種悲劇性似乎是天生的、是不可逆的，生于悲慘世界的人們無論如何掙扎都難以擺脫命運的束縛。不過就像作家本人所言：我的故事會讓人感到難過，不過我卻認為在這種悲傷難過之中存在著某種美。

也許是同樣在這些故事中感受到了美，我立刻向那位編輯朋友反饋說保麗娜是一位優(yōu)秀的年輕作家，這本短篇小說集也很值得被引進過來。

再次與這本書結(jié)緣是在同年8月，由我與夏婷婷翻譯的《饑餓》一書的作者馬丁·卡帕羅斯受邀出席上海書展，我也一同參加了馬丁在上海的諸多活動。在與九久讀書人的幾位編輯朋友們吃飯時，有編輯透露說2018年很有可能還會請西班牙語作家來參加上海書展，一位智利年輕女作家，是保麗娜·弗洛雷斯嗎？，該編輯給了肯定的回答。原來，早在2017年上海書展時，受邀來華的智利新銳作家亞歷杭德羅·桑布拉就極力推薦過曾在他舉辦的寫作課程中進行過學習的保麗娜·弗洛雷斯，于是保麗娜的引進和受邀就順理成章了。

連續(xù)三年有西班牙語作家受邀參加上海書展，這似乎可以說明目前我國對西班牙語文學作品的熱情和期待程度在不斷升高。實際上，西語文學從上世紀初開始就被零散地譯介到了國內(nèi)，但是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對西語文學的譯介才逐漸系統(tǒng)化起來，加西亞·馬爾克斯獲得諾獎、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拉丁美洲文學叢書》等事件使得國內(nèi)興起了一股拉美文學熱，不過這股熱潮在九十年代我國加入《世界版權(quán)公約》后逐漸消退了下來，在筆者本人于本世紀初就讀大學本科期間，為了找到一本《百年孤獨》的漢譯本都要費盡周折。在進入新世紀大約十年之后，西語文學漢譯的熱潮又再次出現(xiàn)了，不僅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這樣老一輩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再版和新譯，如上文提到的亞歷杭德羅·桑布拉、安德烈斯·紐曼、圣地亞哥·隆卡格里奧羅（現(xiàn)有譯本譯為龍卡略洛）等中生代作家也紛紛被引進，而像羅貝托·波拉尼奧這樣在國際文壇都大火大熱的作家則更是在我國擁有了大批讀者，西語文學的這種火熱程度在十數(shù)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2010年，極富盛名的英國《格蘭塔》雜志評選出了22位年紀小于三十五歲、極具潛力的西班牙語年輕作家。在當時，這份名單里的作家尚無人被引入我國。八年之后，不僅當年位列名單之內(nèi)的亞歷杭德羅·桑布拉的幾乎全部敘事文學作品被譯介了過來，如今甚至連其門下弟子的作品都同樣被譯成了中文，要知道，保麗娜·弗洛雷斯出生于1988年，而在不久之前被譯介到我國的墨西哥女作家瓦萊里婭·路易塞利也僅比保麗娜年長五歲，出生于八十年代的西語年輕作家們在各自國家嶄露頭角的同時也在遙遠的中國擁有了自己的讀者，這在西語文學漢譯史上還是首次。

這種同步性使得中國學者和讀者能夠更好地了解西語文學作品的最新特點，走出拉美文學只有文學爆炸文學爆炸只有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思維誤區(qū)。以保麗娜·弗洛雷斯為例，她本人就曾坦陳自己并不喜歡文學爆炸，她認為文學爆炸給許多拉美新生代作家?guī)�來了巨大的壓力（我不禁想起了爆炸后一代文學爆炸孩子輩文學爆炸孫子輩等諸多對拉美文學的分類稱呼）。她說：比起文學爆炸的作家們，我更喜歡讀波拉尼奧的作品，讀過波拉尼奧我才真正放松了下來，因為我發(fā)現(xiàn)并不是所有拉丁美洲作家都要寫魔幻現(xiàn)實主義。我喜歡波拉尼奧，因為他具有強烈的反叛精神。

雖然參加過亞歷杭德羅·桑布拉的寫作培訓班，但是保麗娜·弗洛雷斯認為自己更多地是從女性作家身上學習的寫作技巧，而她本人最推崇的作家則是艾麗絲·門羅。如果說波拉尼奧使得保麗娜·弗洛雷斯在寫作風格上放松了下來，那么艾麗絲·門羅則讓她在文體類型方面卸下了重擔：我周圍的人都認為只有創(chuàng)作出長篇小說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作家，是門羅讓我發(fā)現(xiàn)事實并非如此。

同時，保麗娜還認為專注于描寫團體、集體的文學爆炸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個體才是如今這個新自由主義世紀的核心，我們已經(jīng)不再屬于集體的時代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大多都是描寫整個民族、整個集體的，而我們這個時代是屬于個體的，是極為自戀的。也許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保麗娜的這本短篇小說集。

既然回到了手頭這本書上，那么不妨由我來解釋一下本書的書名。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這本書的西語書名為Qué vergenza，這同時也是書中一則短篇的標題，即《奇恥大辱》。不過在西班牙語中，vergenza這個單詞含義眾多，可以理解為羞辱、羞愧、廉恥、害羞、羞怯、窘急、窘困、恥辱等。實際上，vergenza一詞的這些含義遍布在整本書中，是貫穿所有九個短篇的關(guān)鍵詞匯，因此選擇任何一個釋義、或者直接套用《奇恥大辱》作為書名都會顯得有些美中不足。于是在經(jīng)過多方商討之后，大家最終決定選取書中另一則短篇《最后假期》的標題作為全書的書名，因為本書的另一個核心主題是成長，而《最后假期》這則故事的主人公通過自己的選擇告別了最后的假期、告別了青少年時代，似乎也是對全部九則故事這一共有線索的總結(jié)。書名上的這種變化究竟是好是壞，恐怕只能留待讀者們判斷了。

全書共有九則故事，其中《奇恥大辱》《特蕾莎》《塔爾卡瓦諾》《忘記弗萊迪》《娜娜阿姨》和《美利堅精神》由裴楓老師翻譯，《萊卡》《最后假期》及《幸運如我》由本文筆者翻譯。

就在寫這篇譯后記之前不久，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位朋友發(fā)布的狀態(tài)，大意是說她不明白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會嘮嘮叨叨地寫后記、譯后記，她認為應該把解讀文本的權(quán)力還給讀者。作為胡里奧·科塔薩爾共謀讀者理論的擁躉，我十分同意這位朋友的觀點，不過卻也依然還是想寫點什么，因為我在上學時所讀的漢譯西語文學作品基本都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翻譯過來的，那時候的譯本有個特點，就是幾乎每本里都有譯者前言或是譯后記，我對西語文學最早的了解可能就是從這些譯者的文字中得來的，于是如今自己成為了譯者，也便順理成章地想繼續(xù)用一點文字和讀者們分享一些想法。

在結(jié)束此文之前再做一預告，據(jù)保麗娜·弗洛雷斯本人透露，她的下一部作品將是一本帶有懸疑因素的長篇小說，希望我們能在不久的將來看到該書中譯本的面世。又想起了朋友圈中那位朋友的話，不如就此打住，希望還不算嘮叨。

侯健

2018年5月，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