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中國傳統(tǒng)文化”

　　“順應時代潮流”（代序）

　　三年前即2010年本書首次問世，可至今沒有“前言”或“后記”�，F(xiàn)在想來，有些須介紹或交代的話還是不宜略而不談，何況現(xiàn)在又將再次加印，正可借此機會增補上去。

　　同時，這本僅10萬字的小書，據出版者說，至今已加印12次。這使出版者與筆者均感到有些始料不及。昨天偶然有兩位客人來訪，談起來這本小書。他們都對本書熱心關注。那影視總編導說，她一下買了60本，分送友好。而另一位從事生態(tài)農村建設的工作者，說她曾前后買過100多冊，分給追隨她工作的大學生義工。聽過這些，筆者更覺得有寫一些的必要了。

　　現(xiàn)在即就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的《社會演進上中西殊途》（第二輯）與《發(fā)揮中國的長處以吸收外國的長處》（第三輯）兩篇文字，作些介紹與說明。

　　先說《社會演進上中西殊途》（以下簡稱《中西殊途》）。此文于1942年5、6兩月在《思想與文化》雜志（成都）上連載，是為首次發(fā)表。1944年9月，又由中周出版社（重慶）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發(fā)行。這都是抗日戰(zhàn)爭中日本投降前兩年的事，距今已70年了。

　　香港脫險后，1942年2月初梁老回到桂林；1944年9月因日軍由湖南入侵廣西，又離桂林避難昭平；計息影桂林前后約兩年半。在這段歲月里，他為奔走國共合作抗敵及民盟工作已暫時退居次要位置，而講學與撰寫已成為其生活的主要內容；撰寫又以與《中國文化要義》有關的文字工作為主，付出的時間與精力亦以此居多。依此來看，《中西殊途》即寫于初至桂林之時是極為可能的。

　　從《中西殊途》標題看，其內容主旨已清清楚楚：由于中西兩方社會演進路途的殊異，其結果——形成的社會組織結構，也明顯不同。

　　《中國文化要義》（1949年底首次出版）其主旨與《中西殊途》完全相同。它同樣是闡明中國千余年歷史演進，其結果是以倫理組織社會，或說社會以倫理為組織，且歷久少變。西方社會與此對照來看，他們以團體組織社會，或說社會以團體為組織；團體或稱集體，有宗教的、政治的（民族的、階級的等）、經濟的，彼此對立、競爭、對抗、斗爭不斷。

　　由此可見，《中西殊途》與《中國文化要義》二者闡釋的是同一問題，只是前者寫成在前（1942年于桂林），后者撰成于后（1949年于重慶北碚）；一前一后，只有深淺精粗之別而已。

　　據以上筆者對《中西殊途》有關情況兩三年來的考查結果來看，現(xiàn)在收入本書不過是首次發(fā)表約70年后，又重新發(fā)表。可是首次發(fā)表于戰(zhàn)亂年代中，能見到它的恐極為有限。即是梁老本人，是否曾見到發(fā)表它的書刊也無從考究了。因1996年于上海圖書館發(fā)現(xiàn)此文單行本時，全集已出完，故《中西殊途》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所以現(xiàn)在重新發(fā)表，對讀者來說猶如首次發(fā)表了。讀者對《中西殊途》一文給予較多的關注，或與此有關。

　　現(xiàn)在再說本書第三輯，即《發(fā)揮中國的長處以吸收外國的長處》，其內容一如標題之淺顯易曉，無須贅述。應說明的是，它本是1949年梁老在北碚的一次講話的記錄，曾由北碚管理局以單行本小冊子印行。

　　至于本書第一輯《中國文化之精神》，其中多選錄自《中國文化要義》。所以總覽全書一二三輯，其中心就在于從多方面（如宗教有無、民族精神、階級之隱顯、國家不像國家、缺乏政治上民主、詳于人事而忽于物理——科學，等等）闡明老中國社會之特征——以倫理組織社會。

　　認識老中國，方能建設新中國；而認識老中國社會特征之必要，不言而喻。

　　最后，講一下梁老有一次接受記者訪問的事。

　　1988年5月17日，在協(xié)和醫(yī)院的一間病房里，臥病在床的梁老接受來自臺灣的一位記者采訪。她是《遠見月刊》的尹萍女士。因病人已極度虛弱，談話極簡短，其內容如下：

　　尹女士：梁老愿不愿對臺灣青年說幾句話？

　　梁老：要注意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可讀我的《中國文化要義》。

　　尹女士：梁老對中國的未來有何期望？

　　梁老：要順應時代潮流。

　　訪談至此結束。梁老此生最后一次答記者問（此次答記者問后的第37天——6月23日，梁老即與世長辭），他所說的這兩句話：“注意中國傳統(tǒng)文化”，“順應時代潮流”，值得我們深思。

　　這兩句話，似為中國今后的發(fā)展指明了一條合情合理的走向。按此走去，中華民族的自救、中國國家的振興將會因此而較順利地實現(xiàn)？

　　姑且將筆者個人一些所知、所見及所感，寫出如上，作為本書又一次加印的代序。

　　梁培寬于北大承澤園

　　2013年4月1日

　　時年八十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