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
      我們的病人在精神分析過程中帶出他們的聯(lián)想的那種方式，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觀察機會�！艾F在你覺得我說了一些侮辱人的話，但其實我真的沒有這種意圖。”我們意識到，這是通過投射（projection）對一個剛剛冒出來的念頭的拒絕�；蛘撸骸澳銌栁覊糁羞@個人可能是誰。她不是我母親。”我們把這個修訂為“那么她就是我母親”。當我們進行解釋，我們有時需要漠視病人的否定，并且從聯(lián)想中單獨挑出核心主題（ subject-matter）。這個過程就像病人其實在說“確實我在思考這個人的時候想到了母親，但我不打算讓這個聯(lián)想算數”。
      有一種很便捷的方法容許我們有時取得有關無意識壓抑物的資料。我們詢問：“在那種情況下，你認為zui不可能的事情是什么？你認為當時離你的思想zui遠的東西是什么？”假如病人掉進這個陷阱并說出他認為zui不可置信之事，他幾乎總是會做出正確的坦白交代［……］
      一個被壓抑的影像或思想的內容因而得以進入意識，前提是它要被否定（ negated）。否定（ Negation）是一種辨認出被壓抑物（ the repressed）的方法；確實，在這種情境中否定已經是對壓抑的解除，雖然它 —當然—并非對壓抑物的接納。
      —摘自《否定》（“Negation”）（《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9卷， 235—236頁）
      否定（ Verneinung）這一機制，就像拒認（ Verleugnung）一樣，涉及對一個看來自明的現實的拒絕（實際上 denial是對 Verneinung的更常見的譯法）。在他那篇高度濃縮的 1925年的論文中，弗洛伊德主張否定即心靈判定一個對象為不真實（unreal）。弗洛伊德注意到，否定從屬于他五年前在《超越愉快原則》中確認為“破壞性的”驅力。那種破壞性或“死亡的驅力”（我們將在第九章更廣泛地探討這個問題）是人類這種生物朝向“分離”（defusion）或崩解的意志 —與朝向生命和愛的綜合的、統(tǒng)一的驅力對立。那么難怪“在某些精神病人身上的普遍的否定的愿望”尤其突出（《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9卷， 239頁）。
      我們在本章中關注的不是否定機制本身，而是它在精神分析治療環(huán)境中的特定呈現：換言之，我們關注的是病人將自己的思想否定為不真實。弗洛伊德暗示這類否定證實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潛在的精神病內核，而這內核拒絕（ denies）任何在現實中它認為無法忍受的東西。對分析師來說，病人對一個思想的否定鋪平了通往她的無意識真相的道路，因為其實她的“不”流露的是一個太痛苦的異質（ alien）以至她拒絕承認的想法。
      從病人的嘴巴到分析師耳朵的這段旅程結果令她的“不”變成了“是”（yes），并向分析師提供了通往她zui深層秘密的通路。我們的節(jié)選指向為何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一直引起人們的高度懷疑和惱怒。難道diyi段不是表現出一種潛在的威權行為？假如病人堅持夢境中的角色不是他母親，“我們把這個修訂（ berichtigen—字面意思‘糾正’‘扶正’）為‘那么她就是我母親’ ”。不只一位讀者 —實際上不只一位病人在這一刻想要憤怒地質問弗洛伊德：你是誰，竟敢修改我說的話？你是誰，竟敢剝奪我界定我的話的意義的寶貴權利、剝奪我對我自己的話語的著作權（ authorship）？
      我們可以將這種怒火再添一把柴，通過狡猾的策略：讓這些句子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其他句子相斗。我們可以刻薄地觀察到，弗洛伊德忙于向他的病人警示他們的精神病傾向，以至于他似乎沒有注意他自己的精神病。畢竟就在三年前他曾寫過關于妄想癥病人（paranoiacs），“他們讓自己被無意識的知識指導，并將他們從自己身上抽出的注意力移置到別人的無意識心靈之中”（《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8卷， 226頁）。難道這個描述不是詭異地近似分析師對病人的口頭錯誤的修正？他也利用他自己的無意識知識去穿透另一個人的無意識，借助預言家（ seer）的確定性來揭示它的秘密含義。注意他就像一個機智的妄想癥病人，設計出那些他早知病人將掉進去的“陷阱”。
      在上面這種對精神分析師的抗議中存在某些東西，我們將會在適當的時候嘗試指出它是什么。但這種抗議也同時存在缺點：它不加質疑地假定了自我（ self）的完整性和透明性，而這恰好是精神分析所質疑的。以為自己比分析師更清楚其思想和感受的意義的患者，太輕易地忘記了他為何接受精神分析 —首先是因為他在自己面前以某種形式變得陌生（strange）。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人們來見弗洛伊德—正如他們今天仍繼續(xù)見分析師：他們當時正經歷原因不明的恐懼反應；或他們當時正忍受著醫(yī)學無法診斷的生理癥狀 —嘔吐、口吃、氣味幻覺、局部癱瘓；又或者他們被迫執(zhí)行意義費解且折磨人的行動或儀式；又或者更直接地，他們由于部分或完全不理解的原因而陷入痛苦。然而貫穿這些不同的動機的是：有一些無法辨認、無法理解的力量正拼命使自己在意識層面獲得呈現。用另一種方式說，某些生理機能的失調或情感僵局正在以怪異、痛苦而又清晰的方式呈現詩人藍波（ Arthur Rimbaud）的名句： “‘我’是一個他者。 ”（“Je”est un autre.）我進入分析的原因是，當我說“我”，我不知道或不再知道我——更準確地說“我”這個東西——是誰或我是什么。 自由聯(lián)想 —弗洛伊德不斷指出的精神分析治療“基礎原則” —是緩慢、費力的方法，通過它，患者的經驗和這種極端的自我異化（ self-alienation）達成和解。躺在那里，病人不受分析師的在場（他坐在病人背后）及分析師的反應導致的抑制性的注意力分散（ inhibiting distractions）所干擾，病人被要求說出任何閃現在腦海中的念頭，不論在她眼中它們是多么瑣碎、虛假、令人不快或不連貫。通過忠誠地遵守這條規(guī)則，病人被引導著蹣跚地走向她癥狀的無意識源頭。
      現在我們應該已經意識到 —無論如何 —病人的話語及其無意識意義之間的通路遠非直線的。即使對“基礎規(guī)則”的zui認真的追隨者來說，通路從頭到尾被不可見的障礙和強迫的轉移（ forced diversions）所包圍。自由聯(lián)想的眾多悖論之一是，它zui具有揭示力的時刻，正是這個過程zui不自由的時候 —也即病人有意無意地抵抗（ resists）自己的洞見時。這個悖論可以向我們提供一個試探性的線索，解釋為何弗洛伊德不愿意接受諸如“她不是我母親”這類嚴正抗議的表面含義。一個無意識思想恰好可以被病人的排除（dismissing）和否認（ overruling）所揭示，“否定是認識壓抑物的一種方式”（Negation is a way of taking cognizance of what is repressed）。抵抗同時阻塞及清除了通往無意識真相的路徑。實際上，弗洛伊德似乎在這段節(jié)選中暗示，抵抗本身就是無意識傳送其隱藏內容的手段。分析師的無意識之耳恰恰必須根據這種傳送（ transmissions）—它們通過人類正常聽力范圍以外的音頻傳播，并頻繁地被抵抗之雜音（ white noise）所淹沒 —做出調整，“就像一個電話聽筒根據那個負責傳送語音的話筒做出調整一樣”（《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2卷， 115頁）。
      那么，在無意識借之同時隱藏和暴露自身的那個放滿偽裝物的倉庫里，否定必須同神經癥癥狀、口誤、夢和笑話的移置與凝縮放在一起。否定進一步證明了 —尤其在分析情境之中 —我能夠控制自身話語和行動的意義的主張是多么脆弱。正如弗洛伊德在《無意識》之中描述的：“假如我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許多行為和表現無法同自己所能覺察到的自我心理活動聯(lián)系起來，它們自然會被我視為他人的東西：這些行為和活動只能通過他人的心理活動來解釋。 ”（《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4卷， 169頁）分析工作以一個驚人的洞見作為起點：即當“我”開口說話，“他人”也同時在我體內以腹語（ventriloquizing）說話，這個既離我極遠又可怕地接近我的另一個人。這個“另一個人”（someone else）的名字就是無意識。
      從早期的歇斯底里研究起，弗洛伊德開始關注不承認這位“另一個人”的各種可能后果。他發(fā)現無意識并不想平靜地接受被忽視。通過將它放在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它》（The Ego and the Id）第二種心理模型提供的啟示之下，我們可以更清晰地展示這種報復的傾向。他在這篇論文中主張精神原本僅僅是一個情欲和破壞驅力 —或本它（ id，德語為 Es）a —的無形的蓄水池。心理的發(fā)展在本我的表面形成了一個“連貫的心理過程組織”（《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9卷， 17頁）；這個組織控制了與有意識的、有目標的自我（self）相關的所有運作（ functions），并因此而被弗洛伊德命名為 Ich—我（I），或以斯特雷奇較完善的翻譯方式： ego（自我）。換言之，本它是原住民，而自我是入侵的殖民者：難怪前者怨恨被入侵者驅逐和忽視。在本它被驅逐的部分地區(qū)，它回來要求自我的賠償并提醒這塊領地的原主是誰。
      而對被困擾的自我來說，還有更惡劣的事情：假如我們 形容它在抵抗源自下層的無意識本它的起義，它同時也被一股處于它上層的、同樣無意識且因而同樣可怕的威權力量攻擊。正如我們在diyi章得悉，我zui早期的力比多驅力注定因為被強加在它們身上的禁令而遭遇挫折。這種禁令首先化身在我的父親這一角色上，而這父親將我從我作為我母親的情人的專有位置（ priveleged position）上創(chuàng)傷性地驅逐出來。這個欲望及其被禁止的過程，其名字當然就是俄狄浦斯情結。它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無意識記憶之中，它定期通過無意識層面以一種信息的形式宣布其在場的懲罰性提醒：“你不可以像這樣（像你父親） —換言之，你不可以做所有他做的事；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權。 ”（《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9卷， 34頁）這個禁令信息的名字是超我（ über-Ich）。
      為什么要提及弗洛伊德的心理第二地形學？或者是要展示在我體內的那位“另一個人”是如何怪異的不可捉摸（monstrously ambiguous）。這一刻它（他？她？）通過無目的欲望（ aimless desire）的貪婪語調說話，下一分鐘則以貴族的憤怒口吻發(fā)言。誰會想認識這位另一個人？當看見這位恐怖、多變的生物，誰不會傾向于用“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或“她不是我母親” —來反應呢？
      對堅持我不認識這個人的態(tài)度，分析師只能堅持以溫和的“對，你認識她”（yes, you do）（或對，“我”認識她）來反應�！拔摇睉嵟�地抗議，“這是我的家，我建立它、我的血汗錢，我不允許別人擅自占用這塊土地！”“我”寧愿忘記它是在另一個人的土地上建筑了它的家，甚至用了另一個人的材料；自我只是本它內部一個有組織的部分、一塊脆弱的連貫性。
      弗洛伊德知道這個發(fā)現是何等可怕。他多次將這形容為科學數個世紀以來對人類自信的自我形象的三重打擊之一。diyi個是將地球從宇宙的中心置換到宇宙zui邊緣的哥白尼打擊；第二個是達爾文所展示的人類是動物王國成員的后代這一事實；而弗洛伊德繼續(xù)說：“人類的自大將在當代心理學研究中受到第三次，也是zui致命的打擊，心理學研究致力向自我證明，它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它必須接受某些事情正在它的心理中無意識地進行的信息。 ”（《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6卷， 285頁）
      毫無疑問，要在不感受到這種打擊、忽略通過我的口誤、夢境、幻想以及焦慮來發(fā)聲的另一個人的情況下走完生命全程是可能的。但人也有可能被恐懼、不快樂、混亂完全驅使，乃至出于對這個惱人的另一個人的好奇引誘而去見分析師。通過這種奇怪的安排 —僅僅是一個人說話另一個聆聽—這另一個人的朦朧不清的輪廓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就像所有類型的抵抗一樣，否定表達了自我在這另一個人走得太近時轉身逃跑的持續(xù)傾向。分析師的工作是找到一種方法鼓勵病人堅持站在原來的位置、說服病人追隨無意識而不是給它一個口誤。換句話說，分析師鼓勵病人在她的自我（ her ego）巨大恐懼面前自由聯(lián)想，并維持這種自由。否定是這種恐懼的其中一種表達形式，它企圖遏止通往另一個人的令人振奮的崎嶇旅程。弗洛伊德的威權聲音“那么她就是我母親”（So it is my mother）必須被體驗為針對病人施加在她自己身上的威權的一個反制措施。他將病人的否定改寫為“我感覺我不想讓這個聯(lián)想算數”，生動地展示了這種自我審查、對自由聯(lián)想強加一個限制的意圖。自我所做出的否定，抵御了那個有時通過自我的嘴巴說話的、難以辨認的分身（ double）—那個膽敢侮辱備受尊崇的分析師，或做有關母親的夢的另一個人。
      于是為了那個隱藏在否定的表象背后的暗示，弗洛伊德堅持聆聽否定的重要性。假如病人用她的“不”將一個念頭從自由聯(lián)想中抽出來，分析師必須用同一個“不”將它重新編織到病人的聯(lián)想之中。這種將抵抗視為通往真相之路而不是障礙的觀念，從一開始就處于精神分析的中心。
      對著名的 1889年伯因海姆催眠示范的目擊，曾促使弗洛伊德相信無意識無可爭辯地存在。然而，弗洛伊德不但被示范結果震撼，也因伯因海姆（ Hippolyte Bernheim）對實驗對象采用高壓治療手法而感到困擾。他回憶時說：“當一個顯示自己沒有法律能力的當事人被呼喝：‘你在做什么？ Vous vous contre-suggestionez!’，我告訴我自己，這是明顯的不公正和暴力行為。       ”（《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8卷， 89頁）對伯因海姆來說，抵抗是一種損害、阻擋康復之路的不負責任的強迫行為。不同于弗洛伊德，伯因海姆將病人的抵抗按其表面意思理解 —病人的“不”就被他視為簡單的“不”。然而正是這種輕信病人的言語出賣了伯因海姆的暴君行為。伯因海姆的“暴力行為”體現一種無能 —只能從當事人的抵抗中體驗到粗魯地阻礙治療目標的東西而非其他。相反，弗洛伊德對抵抗的強大理解能力，通過一種不同于暴君式治療—病人是否說出分析師期望的內容 —的原則進行解釋（interpretation）。在他的《給采用精神分析技巧的醫(yī)師的一些建議》（“Recommendations to Physicians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s”）中他寫道：“當他進行選取的時候，假如他（分析師）跟隨他自己的期望，他就會陷入除了他已經知道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找不到的危險之中。 ”（《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2卷， 112頁）精神分析的聆聽可以被形容為奮力從病人那里接收尚未成為病人和分析師的“已知”內容的東西—被“我的”言辭掩蓋的另一個人的意料之外的、無法辨認的欲望 —的過程。這另一個人說一種奇怪的語言 —屬于無意識的“沒有時間性的”語言，異于定義性清晰的正常言辭。弗洛伊德在《否定》的結尾處寫道：“我們從未在無意識之中發(fā)現一個‘不’（no）�！保ā陡ヂ逡恋氯�集標準版》第 19卷， 239頁）我們同樣也無法在無意識之中找到一個“是” —因為這個詞的意義源自于它與他者的對立。我們在無意識之中發(fā)現一種更接近詩的語言，偉大的德語詩人保羅 ·策蘭在他的詩《說吧，你也》（“Speak, You Also”）中命令他的讀者運用的語言：“說吧 —/但不要分割是與非。 /并且給你所說的這種意義： /給它晦暗。 ”
      否定 —在其中一個“是”通過一個“不”被靜默地宣布—帶有這種“晦暗”意義。并且假如弗洛伊德的思考在這段節(jié)選中犯下任何錯誤，那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沒有充分尊重這種晦暗（ shadiness）。當他“擅自漠視否定 ”（taking the liberty of disgregarding the negation）、用“是”的顛倒確定性對抗病人的“不”的僵硬確定性，他背叛了他自己對話語（speech）—尤其是精神分析話語 —的不可消除的模糊性（ambiguity of speech）的洞察。
      在寫于非常后期的 1937年、內容非常豐富的《精神分析的建構》（“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一文中，弗洛伊德承認需要對病人的“不”采取更不明確的態(tài)度：“一個病人的‘不 ’不是一個建構（ construction）正確性的證據 ……對‘不’這個字唯一安全的解釋是它指向不完整性。 ”（《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23卷， 263頁）病人的“不”顯示了另一個人的陰魂不散的在場（ presence），他剝奪了正在說話的“我”對自己所說的話的珍貴權威。這另一個人從不完整性這一不尋常（ unhomely）的位置上發(fā)言，這個位置位于是與不（yes and no）的令人安心的確定性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