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長為國學名家
（一）浙東—少年
范文瀾，字仲沄，號蕓臺，于1893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個舊式書香家庭。先輩世代讀書，父親范壽鐘，繼承祖業(yè)有地三十畝，本人科場落第，居家治學，相當博學，親自教育子弟。叔父范壽銘，自清末至民國初年，先后在河南任輝縣知縣、河北道尹，喜研究金石學，著有《循園金石文跋尾》等書。范壽銘對范文瀾青少年時代影響不小，范文瀾在自傳體文章中他是“和藹可親的叔父”，與“嚴肅可怕的父親”正相對應，范文瀾以后來到北京求學，再后來又在河南汲縣教中學、在開封教大學，都和叔父有直接的關系。
范文瀾自幼在私塾讀《四書》，又由父親自教五經、古文和《泰西新史攬要》等，并教寫策論文章，準備將來應舉。1905年，清朝廢科舉，興學堂。1907年春，十四歲的范文瀾進入縣立高等小學堂，插入三年級。范文瀾平常極少談論自己的經歷，他說過：“我不愿回憶過去，因為過去沒有什么值得留戀�！�1940年他初到延安不久，曾應《中國青年》雜志社的要求寫了自傳體文章《從煩惱到快樂》，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敘述他自童年至到達延安之前的經歷。從這篇文章中我們讀到，同范文瀾歷史著作的嚴謹、深沉，以及他處處留給人們謙虛、溫和的印象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他童年和少年時生性特別好玩和淘氣，這實在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他這樣敘述他好玩的童年：
我生在舊社會所謂“詩書門第”的家庭里。父親性格極嚴肅，對兒子們很少表示喜笑的和藹態(tài)度。母親當然親愛得多，但兒子們怕她，不比怕父親差多少。這樣，挨打挨罵的危機到處潛伏著，只有“小心翼翼”“循規(guī)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罵的行動，才能獲得眼前的和平。
現(xiàn)在想來，不能埋怨父親母親對我的過度管束，因為我的過度好玩，實在使愛我者為之驚懼不安。我那時候覺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蝦蟹泥鰍，有一次幾乎淹死。亂草堆捉蟋蟀，時常被蜈蚣黃蜂螫傷，有一次幾乎被蝮蛇咬死。爬樹探鳥巢，上屋頂亂走眺望，送子觀音殿偷小菩薩，大雪天在雪地赤腳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彈（雞旦殼裝石灰）等武器和鄰舍兒童打架。諸如此類的玩鬧，害得父母擔憂生氣，花錢請醫(yī)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煩苦惱，怎能不使他們討厭頭痛呢。
在父母面前，裝得十分恭順，“無懈可擊”，一出監(jiān)視范圍，就雀躍鼠竄，暢所欲為。玩的時候，決沒有想到闖禍的后果，挨打的時候，也沒有想到以后的不再玩�？陀^方面，打罵與玩是聯(lián)系著的，主觀方面，打罵與玩是兩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罵制度，毫無用處。
童年時代的玩耍嬉戲，決不妨礙日后能成長為大學問家，而嚴厲的打罵，也無法改變兒童好玩的天性，這是我們讀了這段自述自然留下的強烈印象。自七歲入私塾后，在老師的嚴厲管教之下，活潑的兒童變成了終日背書和受罰的機器人，老師冷酷無情的體罰，給幼小的范文瀾造成肉體上和精神上無盡的痛苦，少兒的樂趣被殘酷地剝奪了：
我七歲進書房，老師姓趙，據(jù)說他的“坐功”在蒙師群中很著名。的確，他從不生病，從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個月假，其余三百多天，總是像機器人一樣，依規(guī)律教書。我開始讀司空圖《詩品》，接著讀《大學》《中庸》等所謂“四書”“五經”。我記憶力很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似乎還好記，“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那一套，真覺得嘮嘮叨叨，糾纏不清，背書挨打，總是為了注文欠爛熟。心里怒罵“朱熹是什么東西，造出這許多狗屁，讓我吃苦，非燒掉你不可”。
書房學生共三個人——我，我的哥哥，還有一位堂阿哥——在趙老師嚴格“管教”之下，三個活潑兒童，也都成了機器人。趙老師夏天愛睡午覺，我們三人約定午睡時間，提高嗓子，拼命朗誦。如此日久，趙老師自動放午假，讓我們暫時休息。春秋冬三季讀夜書，瞌睡得要死，趙老師放輕腳步，從后面輪流猛擊瞌睡者頭部。這在書房術語，叫做“吃栗子塊”。老師緊握著右拳，中指節(jié)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擊頭，照例起塊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師的拳忙著送栗子塊，學生的頭忙著吃栗子塊。油燈暗淡，書聲高低斷續(xù)，栗子卜卜作響，這就是書房里大小四個機器人的工作。
在科舉制度下，世世代代訓練出一批又一批不會獨立思考，只會死記硬背、生吞活剝古老經書和拼湊八股文章的“機器人”，根本不考慮兒童的接受能力和興趣愛好，更無絲毫尊重兒童人格和改進教育方法的意識，而認為無情的體罰就是訓練死記硬背的惟一手段，嚴重摧殘兒童的身心健康，這種情景拿現(xiàn)代人的眼光看來實在感到殘忍！（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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