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閱讀本書之前，我先講兩則故事，分別是關于我的良師益友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的，希望讀者可以從中領會本書的大致內(nèi)容。

特沃斯基的故事

即使是記不住幾分鐘前把鑰匙放在哪里的人，生活中也會有很多難忘的時刻。其中有些事情是眾所周知的，假如你和我的年紀差不多，那么約翰·肯尼迪遇刺給人們帶來的震驚可以說是令人難忘的（當時你可能還是大一新生，正在學校的體育館里打籃球）。對于能夠閱讀本書的適齡人來說，2001 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則是另外一個例子［當時你可能剛剛起床，正在收聽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的報道，想弄清楚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還有一些永遠存留在記憶中的事情則與個人經(jīng)歷有關，比如參加婚禮或打高爾夫球一桿進洞。對我而言，丹尼爾·卡尼曼給我打過的一個電話可謂終生難忘。雖然我們倆常常通電話，但對大多數(shù)通話內(nèi)容我?guī)缀跻呀?jīng)沒有什么印象了，而那個電話卻令我記憶猶新。那是1996 年年初，卡尼曼打電話告訴我，他的朋友和搭檔阿莫斯·特沃斯基已到了癌癥晚期，大約只剩下6 個月的生命了。當時我腦中一片空白，不得不把電話遞給我的妻子，好平復一下自己悲痛的心情。不管是聽到哪位好友即將離世的消息，我都會感到很震驚，但阿莫斯·特沃斯基絕不應該59 歲就奔赴黃泉啊。他的桌子上只有并排擺放的一支筆和一個本子；他的論文和演講精確得當，無懈可擊；他絕不該就此離我們而去。

特沃斯基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自己無法再到辦公室工作。在此之前，只有幾個人知道實情，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好友。除了我們各自的愛人，特沃斯基不讓我們把他患病的消息告訴其他任何人，所以在那5 個月里，我們常常只能彼此安慰，將這一可怕的消息深藏心底。

特沃斯基不想公開自己的健康狀況，原因是不想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只做一個行將就木的人，他還有工作要完成。作為研究判斷和決策行為的先行者，他和卡尼曼決定編輯一本專著，將他們倆與其他心理學家的論文匯集成冊，命名為選擇、價值以及框架。特沃斯基想做自己喜歡的事：完成工作，陪伴家人，看籃球比賽。在這段時間里，特沃斯基不希望別人看望他，但與工作有關的來訪除外。所以，在他去世的6 個星期前，我以要完成一篇我們合著的論文這一牽強的理由拜訪了他。我們研究了一會兒論文，又一起看了一場NBA（美國男子職業(yè)籃球聯(lián)賽）季后賽。

特沃斯基幾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現(xiàn)得十分睿智，在對待疾病方面也是如此。他咨詢了斯坦福大學的多位專家，在得知病情的發(fā)展和結果后，他認為與其讓毫無意義的治療毀掉自己最后的時光，只換來最多不過幾周的生命，還不如順其自然。特沃斯基像往日一樣睿智，他向他的腫瘤醫(yī)師解釋說，癌癥并不是零和博弈。對腫瘤不利的，對我也未必有益。有一天，我打電話給特沃斯基，詢問他的身體狀況。他說：說起來很有意思。得流感的時候，我們覺得難受得快要死了，但是當真正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大部分時間卻感覺良好。

特沃斯基于1996 年6 月去世，葬禮在他所居住的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舉行。特沃斯基的兒子奧倫在葬禮上宣讀了特沃斯基在去世前幾天寫給他的幾句話：

我發(fā)現(xiàn)，在人生的最后時光，我們一直在談論各種奇聞和故事，希望別人記住事情，至少是短暫地記住。我認為猶太教一直有個傳統(tǒng)，即歷史和智慧是通過奇聞逸事、有趣的故事，以及得體的玩笑，而非演講和歷史書流傳下來的。

葬禮結束后，特沃斯基的家人在家里舉辦了一個傳統(tǒng)的吊唁活動。那是一個周日下午，因為不想錯過一場NBA 季后賽的比賽，我們中有幾個人在吊唁期間跑到了有電視機的房間。我們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特沃斯基的兒子塔爾主動說：如果我的父親還在，他肯定會贊成你們觀看球賽，并把葬禮和吊唁錄下來。

自1977 年和特沃斯基相識以來，我堅持用一個標準來檢驗自己所寫的每一篇論文，即：特沃斯基會贊成發(fā)表這篇論文嗎？我的朋友埃里克·約翰遜（Eric Johnson）后文中會提到此人可以證明，我們合寫的一篇論文在期刊同意刊載的三年之后才得以發(fā)表。當時，期刊的編輯、評審人和埃里克都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好，但特沃斯基卻因為其中一個觀點而遲遲未表態(tài)。我不斷地修改論文，可憐的埃里克在履歷上若沒有這篇論文則可能妨礙他的晉升。幸運的是，埃里克還寫了其他幾篇出色的論文，所以沒有受到我的拖累，并且成功拿到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最后，特沃斯基終于認可了這篇論文。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認真踐行了特沃斯基寫給奧倫的話。本書讀起來似乎并非出自經(jīng)濟學教授之手，它不是一本專著，其重點也不在于要辯駁某個觀點。當然，書中會涉及專業(yè)研究，可也不乏奇聞逸事，甚至還有好玩的故事，以及古怪的笑話。

卡尼曼的故事

2001 年年初，有一天我去丹尼爾·卡尼曼在伯克利市的家里做客。我們像往常一樣，坐在他家客廳里閑聊。突然，卡尼曼想起來要給羅杰·洛溫斯坦（Roger Lowenstein）打電話。羅杰是一名記者，著有《賭金者》（When Genius Failed）［3］等暢銷書，當時他正為《紐約時報雜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寫一篇關于我的文章。［4］他很自然地想要和我的老朋友卡尼曼聊一聊。當時我真是進退兩難，是離開房間，還是聽一下他們的談話呢？卡尼曼對我說：留下來聽聽吧，會很有意思的。

采訪開始了，聆聽朋友講述自己的過去沒有什么可激動的，可聽別人表揚自己又總令人尷尬。我隨便拿起一本書讀了起來，注意力也隨之轉移，直到我聽到卡尼曼說：哦，塞勒最大的優(yōu)點，或者說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他很懶。

什么？真的嗎？我從不否認自己很懶，但卡尼曼真的認為懶惰是我最大的優(yōu)點嗎？我朝卡尼曼又是擺手，又是搖頭，但他并沒有停下來，而是極力夸贊我的懶惰給我?guī)�來的好處。時至今日，卡尼曼仍然認為那是對我的高度贊許。他說，我的懶惰意味著我所研究的問題具有非比尋常的吸引力，才促使我克服逃避工作的潛在傾向。唯有卡尼曼可以把我的懶惰說成是一個優(yōu)點。

現(xiàn)在你已經(jīng)知道了這一點，所以在閱讀本書前，一定要牢記這本書是由一個懶人所著。因此，我只會將有趣的內(nèi)容，至少是我認為有趣的內(nèi)容寫進這本書中。這一點，卡尼曼可以做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