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jīng)典的呼喚
——《菲茨杰拉德作品全集》總序
◎ 吳建國


一 引 言
      “經(jīng)典”（canon ）一詞，源自希臘文kanon ，原為用于丈量的蘆葦稈，后來其意義延伸，表示尺度，并逐漸演化為專指經(jīng)書、典籍和律法的術語。隨著人類文明的發(fā)展，經(jīng)典開始進入文學、繪畫、音樂等范疇，成為所有重要的著作和文藝作品的指稱。如今人們所說的文學經(jīng)典，一般指得到讀者大眾和批評家公認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文學經(jīng)典的形成（canonization），始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對文學原理以及史詩和悲劇的界定。由于文學經(jīng)典邊界模糊，不確定因素頗多，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會不斷有新的優(yōu)秀作家和作品納入其中，已被認定為經(jīng)典的作家和作品則永遠會受到時代的挑戰(zhàn)，有些會逐漸銷聲匿跡，有些則會被重新發(fā)現(xiàn)并正名為經(jīng)典。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尤其在文化多元化的氛圍下，人們對文學經(jīng)典和對“入典”標準的質(zhì)疑，已成為批評界熱衷討論的重要話題。事實上，文學經(jīng)典的形成往往會經(jīng)歷一個復雜而又漫長的過程，會受到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文化模式、讀者情感訴求等諸多因素的介入和影響，“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能否真正成為經(jīng)典，需要經(jīng)歷起碼一個世紀的時間考驗”。美國小說家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 -1940 ）的批評接受史，便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界說。
      “在美國現(xiàn)代小說家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排在�？思{和海明威之后的第三號人物�！� 然而大半個世紀以來，菲茨杰拉德的文學聲譽卻經(jīng)歷了一個從當初蜚聲文壇，到漸趨湮沒，到東山再起，直至走向巔峰的演變過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文壇掀起的“菲茨杰拉德復興”（Fitzgerald Revival），終于將他穩(wěn)穩(wěn)推上了經(jīng)典作家的高位。他的長篇小說《人間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漂亮冤家》（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夜色溫柔》（Tender Is the Night，1934 ）和《末代大亨》（The Last Tycoon，1941），以及他的四部短篇小說集：《新潮女郎與哲學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1920）、《爵士樂時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 Age，1922）、《所有悲傷的年輕人》（All the Sad Young Men，1926 ）和《清晨起床號》（Taps at Reveille，1935），已被列入文學經(jīng)典之列。如今，人們已不再懷疑，菲茨杰拉德是二十世紀世界文壇上的一位杰出的社會編年史家和文學藝術家。
      回望菲茨杰拉德在我國的批評接受史的發(fā)展走向，我們不難看出，這位在美國極負盛名的小說家，在我國卻經(jīng)歷了一個從全盤否定，到謹慎接受，再到充分肯定的曲折過程，這其中所包含的諸多錯綜復雜的原因，值得我們認真分析和反思，從中找出經(jīng)驗或教訓，供后人記取。


二 被“誤讀、曲解”的一代文豪
      如果我們以美國文學評論家M. H. 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學四要素”，即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及其所構(gòu)成的關系作為參照，來考量文學作品的接受狀況，即可看出，實用主義文學觀在中外文學史上長期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實用主義文學觀強調(diào)的是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效用關系，即作品應當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從事某種事情的工具，并以作品能否達到既定目的作為判斷其價值的標準，即所謂文學的功能應當是“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歡，才能符合眾望”。各文化群體對外族文學作品的取舍和譯介也概莫能外。
      我國對美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譯介已有百年歷史。自“五四運動”以降，尤其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有不少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如杰克·倫敦、德萊塞、馬爾茲、薩洛揚、劉易斯、海明威、斯坦貝克等作家，都是我國讀者較熟悉的名字，他們的作品曾對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和民族救亡斗爭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菲茨杰拉德卻一直未能引起我國學人的注意，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那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里也未能在中國找到合適的市場。從總體上說，在新中國成立以前，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我國幾乎沒有譯介，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國讀者中較為陌生。
      五十年代初，剛剛擺脫了連年戰(zhàn)禍的新中國百廢待興，恢復經(jīng)濟建設、重整社會秩序是這一年代的主調(diào)，對美國現(xiàn)代文學的譯介和研究則相對較為遲緩。但是，在不少有識之士的努力下，我國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方面仍取得過突破性的成績。然而受當時主流文化的影響和歷史條件的制約，菲茨杰拉德在中國受到的依舊還是冷遇。雖有不少通曉美國文學的專家、教授開始關注這位作家，但尚無評介文章出現(xiàn)，他的作品也沒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譯本，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甚至被稱為“下流的壞書”。著名學者巫寧坤由于將他從美國帶回中國的英文版《了不起的蓋茨比》借給學生，竟受到了嚴厲批判，并背上“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近30 年。菲茨杰拉德當年在我國的接受狀況由此可見。
      1966 年至1977 年這10 余年間，我國對美國現(xiàn)代文學的譯介和研究基本處于停頓狀態(tài)。1978 年后，美國文學中的一些重要作品開始重返我國學界。但及至七十年代末，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中國大陸仍無中文譯本，他的文學聲譽在我國仍很低迷。受“極左”思想的束縛，我國學術界對這位作家依然持批判、否定的態(tài)度，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被誤讀、曲解了。例如，在一部頗具權(quán)威性的學術專著中，就有如下這段評述：


      ……二十年代文藝作品日趨商業(yè)化和市儈化，當時的暢銷書有費茨杰拉德的小說
      《爵士樂時代的故事》（1922 年出版），內(nèi)容是宣揚資本家的嗜酒、狂賭和色情生活，他的另一作品《偉大的蓋茨比》（1925 年出版），把這個秘密酒販投機商吹捧成英雄人物，加以頌揚。費茨杰拉德是二十年代壟斷資本御用的文藝作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化美國“繁榮”時期大資本家罪惡勾當?shù)拇倒氖�。及�?929 年嚴重經(jīng)濟危機爆發(fā)，使美國經(jīng)濟的“永久繁榮”落了空，也暴露了菲茨杰拉德的丑惡靈魂。
      這一評說在當時的中國學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客觀地說，在那個非常時期，人們或許也只能以這種方式來點明菲茨杰拉德“資產(chǎn)階級文藝作者典型代表”的身份，姑且先簡略介紹一下他的代表作和“暢銷書”。至于這位作家本身以及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只好留待后人去分析和評說。這其中的緣由與苦衷是十分微妙的。在30 多年以后的今天來看，這種現(xiàn)象自是荒誕無稽，但我們?nèi)阅芨杏X到當年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的“非常政治”對學術界的嚴重干預和影響。


三 對經(jīng)典的呼喚
      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德尼·狄德羅曾說：“任何一個民族總有些偏見有待拋棄，有些弊病有待革除，有些可笑的事情有待排斥，并且需要適合于他們的戲劇。假使政府在準備修改某項法律或者取締某項習俗的時候善于利用戲劇，那將是多么有效的移風易俗的手段啊！”
      1978 年后，在“洋為中用”思想的指導下，我國文藝理論界卓有見識的學者們認真審視了過去幾十年我國在外國文學批評領域的得失，詳細制定了今后的研究計劃、路徑和方法，使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得以迅速而健康地開展起來。在此同時，我國學界對菲茨杰拉德的評價也已有所轉(zhuǎn)變。一些學者撇開仍很敏感的政治話題和過去已形成的定論，以新的視角對菲茨杰拉德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特色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討論和分析，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董衡巽的觀點和研究方法。早在學術研究剛剛開始復蘇的1979 年初，董衡巽就指出：“外國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文學，像外國古典文學一樣，有它的價值，有它的思想意義。不過，我認為除了這兩條，還應該承認它在藝術上的成就。我們所說的思想是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我們所說的藝術是指包含一定思想內(nèi)容的藝術。它們難能分家。”“評價外國文學，最好兩頭都能照顧到，既分析思想內(nèi)容，又顧及藝術特征……”董衡巽分析了菲茨杰拉德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文體風格，第一次為這位美國作家在中國大陸恢復了他應有的聲譽和地位：


      一位作家之所以不會被讀者忘記，是因為他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說他在思想上沒有告訴我們新的東西，藝術形式沿用老一套，那么他憑了什么活在讀者的記憶中呢？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不多，可是當代美國人喜歡讀，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已經(jīng)成了一部現(xiàn)代文學名著。人們通過他的作品重溫美國絢麗奢侈的二十年代，那種千金一擲的揮霍、半文不值的愛情，那種渴望富裕生活卻又幻滅的心情，清醒了又無路可走的悲哀……引起讀者的共鳴。今天的美國，貧富的鴻溝依然存在，凡是存在貧富懸殊的地方，“富裕夢”總是有人做的，但是，幻滅恰似夢的影子，永遠伴隨著做夢的人們。菲茨杰拉德去世將近40 年，他的作品在美國還是那么走紅，除了這個思想上的原因，他那優(yōu)美而奇特的文體也是美國讀者不能忘懷的一個因素


      可以這樣說，在菲茨杰拉德研究中，我國最具權(quán)威的學者當數(shù)董衡巽。他是中國大陸研究和介紹這位美國作家的第一人。他的觀點、研究思路，以及他的若干專論，對我國的菲茨杰拉德研究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1983 年，由巫寧坤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正式出版，與菲茨杰拉德的八篇短篇小說一同收錄在《菲茨杰拉德小說選》里。這是中國大陸首次正式出版的這位美國小說家的中文譯本，是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的一種，為我國的美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填補了一項空白，使我國讀者對這位“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有了直接的感性認識。巫寧坤在譯本“前言”里高度評價了菲茨杰拉德的藝術成就和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意義，稱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美國小說家之一”。
      1986 年出版的《美國文學簡史》，是一部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史學著作。董衡巽在這部專著中第一次向我國讀者全面評述了菲茨杰拉德的文學生涯、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特色，同時也闡明了對這位作家展開研究的意義所在。從此，我國對菲茨杰拉德的譯介和研究正式拉開了序幕。
      在整個八十年代期間，我國正式發(fā)表的專題評論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并不多，且大都集中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上，但我國學者已從他的作品中發(fā)現(xiàn)了遠比他所描繪的那個年代更為重要的價值，認為他既是戰(zhàn)后美國年輕一代的典型代表，又是“喧騰的二十年代”的批判者。他的創(chuàng)作標志著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傳統(tǒng)向二十世紀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過渡，他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為“美國夢想”和“爵士樂時代”奏起的一首無盡的挽歌�！八�是美國小說家中最精湛的藝術家。他的最佳作品在內(nèi)容上體現(xiàn)了高度的精確性，在語言上表現(xiàn)了高度的簡練性�！痹谶@一時期，我國出版的各類美國文學教材，也使菲茨杰拉德走進了高校課堂，并成為不少院校的學位課程。至八十年代后期，全國已有近10 篇以菲茨杰拉德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學位論文，如劉欣的《菲茨杰拉德〈人間天堂〉及〈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對幻想破失與滅敗的社會批評》（1986）、左曉嵐的《論〈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象征手法的作用》（1989 ）等。這充分表明，這位作家開始已引起我國學人的高度關注。
      及至九十年代末，菲茨杰拉德在我國的接受狀況已大有改觀。最為明顯的例證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大陸出版了8 種中文譯本和兩種中文注釋或中英文對照本；《夜色溫柔》有5 種中文譯本。
      除此之外，還有3 本“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說選”譯本問世。我國學者在這10 余年間發(fā)表的專論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在數(shù)目上也有明顯增加。我國在這一時期出版的美國文學專著，如王長榮的《現(xiàn)代美國小說史》（1992）、常耀信的《美國文學史》（1995）、史志康的《美國文學背景概觀》（1998 ）等，也都對菲茨杰拉德予以了高度的肯定。楊仁敬在《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中指出：“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作為‘荒原時代’的歷史記錄，今天已顯得越來越重要了�！边@是我國學界在沉寂多年之后對這位經(jīng)典作家的呼喚。


四 關于菲茨杰拉德作品的譯介與研究
1. 關于《了不起的蓋茨比》。至七十年代初，臺灣已有4 種中文譯本。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譯本很少為大陸讀者所知。1982 年，我國首次出版了這部小說的注釋本《燈綠夢渺》。注釋者在此書“前言”中說：“書名有譯《偉大的蓋茨比》者，似乎失之平淡；有譯《大亨小傳》者，但實非傳記體，蓋茨比也算不得大亨。仔細讀來，蓋茨比的經(jīng)歷頗富傳奇性，小說情節(jié)又類‘言情’，作者用意當在批判，注釋者姑譯為《燈綠夢渺》�！弊⑨屨哌�指出了作者獨具匠心的象征手法的運用：“綠色實為蓋茨比畢生夢想的象征。綠色代表生機，綠色使人歡快，綠色又是萬能的美元鈔票的顏色。出身農(nóng)家的蓋茨比抵抗不住財富和美色的誘惑，走上了一條典型的美國式的奮斗道路。黛西則象征著財富和美色的結(jié)合。此種象征手法書中屢見不鮮……但其著力點不在機械地比附，而在氣氛的烘托……書尾處的安慰激勵之詞亦不能稍減其渺茫之感。蓋茨比凄涼的下場是美國生活的悲劇�！痹谠u價這部小說的語言特色時，注釋者說：


      作者遣詞造句樸素真摯，極少十九世紀小說中的冗長繁縟，也沒有當時已萌芽的現(xiàn)代主義的奇奧艱深�？墒撬�行文并不單調(diào)平直。他時而后退三步，描繪中夾著若隱若出的諷刺和淡淡的幽默；他時而又置身其中，情不自禁地激昂動情；他時而又詩意盎然，不乏華麗之詞，是浪漫氣質(zhì)的自然流露。


      注釋者還將此書與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作了比較，認為：“這本書決不僅是‘負心女子癡情漢’的戀愛悲劇。從中讀者可以觸摸到美國社會生活的脈搏，可以看到美國一個歷史階段的文藝畫卷�！边@些話語足見注釋者的慧眼識金和對這部小說的喜愛。他的觀點也代表著我國讀者對這位美國作家的接受態(tài)度。巫寧坤也在《了不起的蓋茨比》“譯后記”中指出：


      菲氏并不是一個旁觀的歷史家。他縱情參與了“爵士樂時代”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現(xiàn)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生活氣息和感情節(jié)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時，他又能冷眼旁觀，體味“燈火闌珊，酒醒人散”的悵惘，用嚴峻的道德標準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筆調(diào)抒寫戰(zhàn)后“迷惘的一代”對于“美國夢”感到幻滅的悲哀。不妨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爵士樂時代”的一曲挽歌，一個與德菜塞的代表作異曲同工的美國的悲劇。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國學者對這部經(jīng)典之作的敘事藝術和文本結(jié)構(gòu)的挖掘也在深化。例如，程愛民認為：“從敘述的角度看，敘述者尼克的故事似乎是條主線，從頭至尾時隱時現(xiàn)地貫穿于整個小說；而蓋茨比的故事只是尼克的故事的一部分。但從故事的內(nèi)容和重心來看，蓋茨比的故事實際上才是小說的主體。如果采用‘紅花綠葉’比喻的話，那蓋茨比的故事毫無疑問是紅花，尼克的故事只是扶襯的綠葉。因此，小說的敘述主線只是作為一個背景，一個舞臺，實際上演的是蓋茨比的‘戲’。這種敘述手法的安排及產(chǎn)生的藝術效果是頗具匠心的�！薄斑@部作品并不局限在使用單一視角上……小說不時地變換敘述視角和敘述者，有時還采用視角越界等手段，使得敘述呈多元化展開。不同的側(cè)面展示組合在一起，仿佛不同鏡頭的變換，構(gòu)成了一幅反映蓋茨比故事的立體圖像�！背虗勖襁�分析了菲茨杰拉德與亨利·詹姆斯之間在敘述者和人物設計上的相同和不同之處：“菲茨杰拉德的獨特或高明之處，就在于他創(chuàng)造了尼克這個‘一半在故事里、一半在故事外’的存在，并利用這一人物的特殊位置把（作者自己的）兩種不同的看法統(tǒng)一在了《大人物蓋茨比》這部作品之中……起到了傳統(tǒng)的第一人稱敘述或第三人稱全知敘述均不能起到的作用，產(chǎn)生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時至今日，我國已出版50 余種《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中譯本（包括臺灣地區(qū)）。我國研究者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fā)表的專論《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文章已達130 余篇；以這部作品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有40 余篇。由此可見我國讀書界對這部經(jīng)典作品的接受程度和研究的深度。


2. 關于《夜色溫柔》�！兑股珳厝帷肥且徊俊傲钊嗽阶x越感到趣味無窮的小說”（海明威語），但中文譯本1987 年才在中國大陸首次出現(xiàn)，然而我國學者對這部曾經(jīng)受到冷遇的作品的藝術構(gòu)造和思想意義的解讀卻頗有獨到之處。王寧等認為：“若是將小說的結(jié)構(gòu)與�？思{的《喧嘩與騷動》以及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結(jié)構(gòu)相比，我們便不難發(fā)現(xiàn)，《夜色溫柔》仍是一部以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手法為主的小說，遠沒有前兩位意識流大師那樣走極端。因此，若想從結(jié)構(gòu)上來貶低這部小說的重大價值，看來是難以令人接受的。”
      陳正發(fā)等在論及這部作品錯綜復雜的敘事結(jié)構(gòu)時也指出：“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頗具匠心的藝術處理……菲茨杰拉德善于在敘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中斷，或是場面驟然更替，而內(nèi)中又有邏輯上的必然聯(lián)系。這樣讀者便可漸漸不受作者的主觀影響，化被動為主動，獨自對作品做出自己的闡釋。”
      不管這些評論是否準確，都足以表明，我國學者對這部作品已有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并在學術上開始逐漸走向了成熟。
繼《了不起的蓋茨比》后，《夜色溫柔》也引起了我國讀者濃厚的興味。如今，《夜色溫柔》在我國已有16 種中文譯本（包括臺灣地區(qū)）；從不同角度探討這部作品的專題研究論文有30 余篇，以這部作品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近20 篇。目前，我國學者對這部作品的研究仍在不斷深入。


3. 關于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說。九十年代后期是我國菲茨杰拉德譯介和研究規(guī)�？涨暗臅r期。在這一時期，我國出版了3 部《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說選》的中文譯本，他的160 多篇短篇小說中，有23 篇被翻譯成中文正式出版。不少研究者認為，他的短篇小說“情節(jié)生動，用詞遣句流暢舒展，字里行間充滿詩情畫意，藝術感極強……塑造和記錄了生活在已逝去的那個特定時間和特定空間里的一批特定的人物……彌漫著一種夢幻色彩，充滿敏感和穎悟，令讀者不得不緊張地同他一起去品味和感受人生與世界。”他“是美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美國主要短篇小說家”，“他的作品在風格上與歐·亨利很接近”，“會使人想起克萊恩的嘲諷手法和藏而不露的用語技巧，”如“《重訪巴比倫》的敘事技巧可說是天衣無縫，爐火純青，思想上也很有深度。這使它成為傳世之作�！�
      時至今日，菲茨杰拉德的四部短篇小說集已有三部被譯成中文，盡管受各種條件所限，目前的研究尚不夠深入，評價的方法和觀點仍可進一步商榷，我國學人對他的短篇小說的閱讀和研究興趣正在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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