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莫扎特
春陽明媚的午后，聽莫扎特，又想到中國現(xiàn)代作家與西方古典音樂的關(guān)系。去年在上海音樂學(xué)院以此為題作過一次演講，提到早在1907年，魯迅就在《科學(xué)史教篇》中贊譽貝多芬，他主張為“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科學(xué)應(yīng)與人文并重，“不惟奈端（牛頓）已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Shakespeare）；不惟波爾（波義耳），亦希畫師如洛菲羅（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如培德訶芬（Beethoven）；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Garlyle）�！雹俚抻诋敃r條件，魯迅是否聽過貝多芬，存疑。
然而，我一一介紹了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劉榮恩、趙蘿蕤、張愛玲、傅雷、林以亮等作家、翻譯家或深或淺的古典音樂緣，卻遺漏了一位重要的現(xiàn)代作家，那就是與古典音樂關(guān)系頗為密切的沈從文。沈從文雖然被稱為“鄉(xiāng)下人”，卻對古典音樂情有獨鐘，并形諸文字，他在1940年代的作品中一再提到莫扎特和其他古典音樂大師。
在1940年所寫的《燭虛》中，沈從文一方面自謙“我不懂音樂”，另一方面又認為人生有種“永生”境界，“似乎用文字顏色以及一切堅硬的物質(zhì)材器通通不易保存”，唯獨“如知和聲作曲，必可制成比寫作十倍深刻完整動人樂章”，而“如由莫扎克（即莫扎特）用音符排組，自然即可望在人間成一驚心動魄佚神蕩志樂章”。至于他自己的寫作呢？“目前我手中所有，不過一支破筆，一堆附有各種歷史上的霉斑與俗氣意義文字而已”。對自己的作品如此嚴格，如此不滿，對莫扎特的音樂又如此首肯，如此推崇，說明沈從文真的喜歡莫扎特。
六年之后，在《綠魘》中，沈從文進一步對莫扎特的音樂表示傾倒。他充滿感情地寫道：
給我一點點好的音樂，巴哈或莫札克，只要給我一點點，就已夠了。我要休息在這個樂曲作成的情境中，不過一會兒，再讓它帶回到人間來，到都市或村落，鉆入官吏顢頇貪得的靈魂里，中年知識階級倦于思索怯于惑疑的靈魂里，年青男女青春熱情被腐敗勢力虛偽觀念所閹割后的靈魂里，來尋覓，來探索，來從這個那個剪取可望重新生長好種芽，即或它是有毒的，更能增加組織上的糜爛，可能使一種善良的本性發(fā)展有妨礙的，我依然要得到它，設(shè)法好好使用它。
這段話說得真好。莫扎特和巴赫的音樂是那么“好”，那么高尚圣潔，我們只要聆聽“一點點”，就有可能獲得啟示和感悟。沈從文看重古典音樂訴諸人的心靈的獨特的感染作用，正如他所自我解剖的：“音樂對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讓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卻容許在一組聲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
沈從文對莫扎特入迷，大概與他受到張定和的影響有關(guān)。張定和是他夫人張兆和三弟，先學(xué)美術(shù)后學(xué)音樂。沈從文1946年還寫過一篇《定和是音樂迷》，記述他與定和的交往與定和的音樂生涯。文中說：“一談天，才知道定和原來當真是個音樂迷。蕭邦、巴哈、莫扎特、或勗貝特（舒伯特），這位或那位，總之凡是地球另外一邊那些會用五線譜先迷住了自己一生，又迷住了世界一世紀半世紀的人物，早已把定和征服了。”①其實，這段話如移用到沈從文自己身上，應(yīng)該也是合適的，他無疑也屬于被莫扎特們“征服”了的“音樂迷”之一。
可惜，沈從文當時到底喜歡莫扎特哪些作品，已不可考了。沈從文逝世后，他的追悼儀式上播放了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一說拉赫瑪尼諾夫的鋼琴曲），也許再播放莫扎特的第廿七鋼琴協(xié)奏曲，他在天國會更感到歡欣和寬慰？
甲午正月廿三日急就于海上梅川書舍
我的古典音樂之旅（代序）
我在小學(xué)和初中時代，對音樂沒什么感覺，上音樂課只是跟著唱，濫竽充數(shù)，混個及格而已。后來學(xué)五線譜，課上完了也就全還給老師了，至今仍是個五線不識、五音不全的“樂盲”，對卡拉OK更是敬而遠之。可我偏偏愛上了古典音樂，而且愛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摯，現(xiàn)在想想，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1966年冬，“文革”如火如荼，“紅衛(wèi)兵”正炙手可熱，還是高一學(xué)生的我卻因出身不很好而成了“逍遙派”。雖然也曾逞一時之勇，冒充“紅衛(wèi)兵”北上蒙偉大領(lǐng)袖最后一次“接見”，畢竟不能長此以往。正好，領(lǐng)班有位愛好文學(xué)的同學(xué)魯兄約我“交換”書看，兩人臭味相投，從此結(jié)為莫逆之交。
當時所謂“交換”書，乃是交換“封資修毒草”的別稱，借以掩人耳目。因此，必須小心，必須隱蔽，一般都是我到魯兄獨門獨戶的家中“交換”。于是我知道了魯兄還有一個業(yè)余愛好，學(xué)拉小提琴。幾乎每次去，他都在拉練習(xí)曲，什么開塞，什么克萊策爾，咿咿呀呀，煞有介事。后來他拉《梁祝》，才深深吸引了我，盡管不可能有樂隊協(xié)奏，顯得有點單薄。
那是一個只有八個樣板戲響徹云霄的荒唐年代，我對“國劇”本來就沒多大興趣，對“革命樣板京劇”更不敢恭維，但對《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的音樂卻頗有點好感，特別聽到《梁祝》，才明白什么是我喜歡的音樂。但魯兄告訴我，還有更精彩的西方古典音樂，不妨聽聽。這樣，我就更深地中了“毒”。
魯兄有位毗鄰而居的小學(xué)同窗陳兄，也是文學(xué)迷加古典音樂迷。從1967年初起，直到1969年春我奔赴江西農(nóng)村“戰(zhàn)天斗地”止，差不多每周有二三個下午，我們?nèi)司投阍陉愋中⌒〉耐ぷ娱g里緊閉門窗猛聽“老貝”和“老柴”。雖然大都是七十八轉(zhuǎn)的膠木唱片，聽一部交響樂要轉(zhuǎn)換好幾次，我們仨還是興致勃勃，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有多少個黃昏時分，當我聽完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或比才（《命運》、《天鵝湖》和《卡門》是我們當時聽得最多的三部曲子），走出魯兄他們的弄堂，漫步在現(xiàn)已保護建筑林立的霍山路舟山路上，總不時有音樂是多么美妙，人生是多么美好的思緒襲來，那時那景那情，至今記憶猶新。
從此以后，古典音樂與我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一直伴隨著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無論在江西農(nóng)村的田埂上，還是在上海里弄生產(chǎn)組的陋室里，或者在寬敞明亮的圖書館埋頭查閱資料的間隙，我的耳畔經(jīng)常會響起“老貝”的《命運》和《F大調(diào)浪漫曲》，也時常會響起巴赫的《圣母頌》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古典音樂在我軟弱的時候給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時候給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時候給我以鼓勵。隨著歷史翻開新的一頁，聆賞古典音樂早已是光明正大、自由自在的事，跑唱片行又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課，以至后來我的學(xué)生撰文為我畫像，也不忘繪聲繪色地描述一番我在唱片行認真挑選古典CD的情景。
交響樂、室內(nèi)樂、歌劇、藝術(shù)歌曲聽得多了，我在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時養(yǎng)成的搜集資料癖也再次發(fā)作，找了不少評介古典音樂的書刊來看，希冀進一步充實自己，提高自己。但看來看去，不免有些失望。這些書刊不是不好，但大都出自學(xué)院派專家之手，太專業(yè)了，太一本正經(jīng)了，不是我這樣的門外愛好者所能領(lǐng)教的。于是我又忽發(fā)奇想，如果編選一本作家學(xué)者談?wù)摴诺湟魳返纳⑽募窃摱嗪�，一定會有像我這樣的愛樂的“樂盲”會喜歡�！堆湃藰吩挕愤@本小冊子就此應(yīng)運而生。接下來的幾年里，我在編選音樂散文集上一發(fā)而不可收，先后編選了李歐梵、辛豐年、劉靖之、呂正惠、莊裕安、陳黎等海內(nèi)外名家的音樂散文集多種，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音樂散文熱”中起了一點小小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作者大都沒有受過專業(yè)訓(xùn)練，但無一不是古典音樂迷，他們見解獨到、文采斐然的音樂散文，給我打開的又何止是一方欣賞古典音樂的新天地。而當“音樂散文”已蔚然成風(fēng)時，我在編選了《流動的經(jīng)典》之后戛然而止，我想我應(yīng)該見好就收。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古典音樂陶冶了我的性情，滌蕩了我的靈魂。而且，我在《流動的經(jīng)典》編后記里說過，對于古典音樂，我是泛愛主義者。換言之，從巴羅克時代到二十世紀的肖斯塔可維奇，凡音樂史上有定評的大家甚至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家，只要我覺得好聽，我都喜歡。不像有些朋友非巴赫不聽，非瓦格納不聽，非馬勒不聽，非理查·施特勞斯不聽，喜歡柴可夫斯基和施特勞斯父子也就被譏為“小兒科”。當然，“好聽”的說法過于寬泛，什么曲子才算好聽，是結(jié)構(gòu)宏大、思想深遠的“老貝”的“第九”和晚期四重奏，還是晶瑩剔透的《少女的祈禱》和肖邦的《夜曲》，恐怕也是人言人殊，青菜蘿卜各有所好的。但這已是另一個話題，姑且不論。不過，我樂于承認，在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音樂家中，我最愛的還是莫扎特。我奇怪自己在接觸古典音樂之初怎么沒有親近莫扎特（大概那時找不到莫扎特的唱片），但一旦真的與莫扎特朝夕相處，我就為莫扎特而癡迷，我就永遠愛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急就于滬西梅川書舍
�。ㄔd2004年12月25日《上海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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