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yōu)槭裁催�要讀《三字經(jīng)》

從己丑年正月初二（2009 年1 月27 日）起，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將陸續(xù)播出總長四十三集的《錢文忠解讀〈三字經(jīng)〉》；同名的圖書也將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在春節(jié)后分上下冊推出。在此，我愿意就節(jié)目錄制、圖書編撰過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個簡單的匯報，也借此機會向大家請教。

在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心目里，《三字經(jīng)》可謂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有誰會承認自己不知道《三字經(jīng)》呢？然而，真實情況又是什么樣呢？傳統(tǒng)的《三字經(jīng)》總字數(shù)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無非三四百句。但是，恐怕絕大多數(shù)人都只知道前兩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緊接下去的兩句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數(shù)，也許馬上就要打個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隨口誦出接下來的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的人，大概就更少了。同時，我們心里卻都明了：這只不過是《三字經(jīng)》的一個零頭罷了。也就難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為新世紀高等學校教材的教育史專著里，竟然連《三字經(jīng)》都引用錯了。這只有用自以為爛熟于胸后的掉以輕心來解釋。

僅此一點，難道還不就已經(jīng)足以說明這么一個事實：《三字經(jīng)》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自以為熟悉其實非常陌生的一部書？

說熟悉，在過去則是不爭的事實，在今天無非只是一種自我感覺而已。《三字經(jīng)》是儒家思想占據(jù)主流地位，傳統(tǒng)中國社會眾多的兒童蒙學讀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種，且居于簡稱為三百千的《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讀書人基本上由此啟蒙，從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舉之路。讀書人對于它，當然是縈懷難忘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連傳統(tǒng)中那些通常認字無幾，甚或目不識丁的底層百姓，起碼也對《三字經(jīng)》這個名稱耳熟能詳，時常拈出幾句，掛在嘴邊。

說陌生，情況就比較復雜了，需要分幾個方面來講。在傳統(tǒng)中國，《三字經(jīng)》被廣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戶曉、影響深遠的程度。但是，倘若據(jù)此認為，傳統(tǒng)的中國人就都對《三字經(jīng)》有通透而徹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證據(jù)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jīng)》才贏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曉度，然而，卻也正因為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jīng)》也從來沒有抖落滿身的難登大雅之堂低級小兒科的塵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此之謂。中國傳統(tǒng)對兒童啟蒙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對童蒙讀物的淡漠遺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間的消息，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更不必說透徹的闡釋了。確實，清朝也有那么一些學者探究過秦漢時期的童蒙讀物，比如《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們的目的乃是滿足由字通經(jīng)的樸學或清學的需要。至早出現(xiàn)于宋朝的《三字經(jīng)》自然難入他們的法眼，絕不在受其關(guān)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國教育史上，也就難以為《三字經(jīng)》找到適當?shù)奈恢�。這大概很讓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者尷尬。在一般的教育史類著作里，我們很難找到《三字經(jīng)》的蹤跡，起碼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陳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國教育史》中依然難覓《三字經(jīng)》的身影。這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

其次，當然也是上述原因影響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經(jīng)》居然連作者是誰都成了問題！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傳統(tǒng)中國的版權(quán)概念本來就相當?shù)�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字經(jīng)》的作者也許還因為它只不過是一本兒童啟蒙讀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將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來的學者，即便是以考訂辨疑為時尚的清朝學者，大致因為類似的緣故，也沒有照例將《三字經(jīng)》及其作者過一遍嚴密的考據(jù)篩子。關(guān)于《三字經(jīng)》的作者問題，當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顧靜（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三字經(jīng)》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穩(wěn)妥的交代�！度�字經(jīng)》甫一問世，其作者已經(jīng)無法確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確地說世所傳《三字經(jīng)》，是不知誰氏所作的。于是，王應麟、粵中逸老、區(qū)適子都曾經(jīng)被請來頂《三字經(jīng)》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類說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國，或許是因為科學之風彌漫了史學界，就有高手出來，將《三字經(jīng)》的成書看成是一個過程。說到底，無非是將可能的作者來個一勺燴：由王應麟撰，經(jīng)區(qū)適子改訂，并由明朝黎貞續(xù)成。如此而已�，F(xiàn)在，還有很多人傾向于認為《三字經(jīng)》的作者是宋朝大學者王應麟。當代另一位傳播《三字經(jīng)》的功臣劉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經(jīng)〉講記》里就是持與此相近的態(tài)度。不過，我以為，可能還是以顧靜先生概括的意見為穩(wěn)妥：世傳相傳王應麟所撰。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古人蒙學特別看重背誦的功夫，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蒙學老師基本不負講解的責任�！度�字經(jīng)》等童蒙讀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記誦。更何況，古時的蒙學師，絕大多數(shù)所學有限，不能保證能夠注意到《三字經(jīng)》文本中的問題，更未必能夠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說。偶或也會有博學之士為孩童講解，但是，又絕無當時的講稿流傳至今。因此，面對童蒙讀物《三字經(jīng)》，我們并沒有完全理解的把握。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話，那也終究是非�？梢傻�。

當然，貌似熟悉實則陌生，并不是我們在今天還要讀《三字經(jīng)》的唯一理由。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劉宏毅博士算過一筆很有意思的賬。就識字角度論，小學六年畢業(yè)的識字標準是2450 個漢字。實際上現(xiàn)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兒園里就開始學習認字了。照此算來，平均每天還學不到一個字�！度�字經(jīng)》一千多個字，背熟了，這些字也大致學會了，所花的時間應該不用半年。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如顧靜先生所言：通過《三字經(jīng)》給予蒙童的教育，傳統(tǒng)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規(guī)定了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nèi)在價值取向與精神認同。

已經(jīng)有幾百年歷史的《三字經(jīng)》依然有著巨大的生命力。在過去，包括章太炎在內(nèi)的有識見的學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經(jīng)》的注釋和續(xù)補者。近期，文化部原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先生還創(chuàng)作了《新三字經(jīng)》， 同樣受到了廣泛的關(guān)注。

《三字經(jīng)》早就不僅只有漢文版了，它還有滿文、蒙文譯本。《三字經(jīng)》也不再僅僅屬于中國，它的英文、法文譯本也已經(jīng)問世。1990 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譯本更是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 在世界范圍內(nèi)加以推廣。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三字經(jīng)》及其所傳達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傳統(tǒng)的，又是現(xiàn)代的嗎？

即將迎來建國六十周年的中國，在經(jīng)濟、社會等領(lǐng)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復興、傳統(tǒng)的振興、和諧的追求，都要求我們加倍努力增強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我們的目光緊盯著遠方的未來，正因為此，我們的心神必須緊系著同樣也是遠方的過去。未來是過去的延續(xù)，過去是未來的財富。不妨，讓我們和孩子們一起，懷著現(xiàn)代人的激情，讀一讀古代人的《三字經(jīng)》。

2009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