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百家爭鳴 
　　——中國思想的源頭活水 
　　上古社會，蒙昧無稽，但是思想的形成顯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應當說與神話、數(shù)字、歷史都有相當密切的關(guān)系。一般說來，華夏民族早期思想，至黃帝為之一變，至夏商又為之一變。制文字，定歷象，作樂律，興醫(yī)藥，就是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的特點。黃帝之書，見錄于《漢書·藝文志》的多達二十余種，如《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等，還有殷商甲骨文和 “文王拘而演周易”，都是那個時代思想的表征。至春秋戰(zhàn)國，列國征伐，分裂兼并，交通頻仍，無論是戰(zhàn)爭，還是商品交換，以及客卿制的人才流動，都逐步打破了封閉的地理格局，民族漸趨融合，思想交流也就因之活躍起來，呈現(xiàn)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的歷史局面。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也是中國思想的源頭活水�！秴问洗呵铩穼ο惹刂T子思想有一個簡明扼要的總結(jié)，大體上反映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思想家百家爭鳴的歷史真實。其《不二》篇中指出：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guān)尹貴清，子列子貴虛， 
　　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 
　　《呂氏春秋》主張“兼儒墨，合名法”，被人們稱為雜家，其實從思想的傾向上看，它更接近道家，文中所引除了道、儒、墨以及兵家之外，至少有一半都是道家或同道家相關(guān)的思想。這里沒有提到莊子，或許是把老、莊混為一談，統(tǒng)屬于“貴柔”的一脈。從思想上看，《呂氏春秋》是主張思想統(tǒng)一的，強調(diào)“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即所謂“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一穴”①。實際上，統(tǒng)一的過程也是一個批判吸收的過程。這也符合其后兩千多年思想發(fā)展的歷史趨勢。中國思想正是這樣源遠流長、磅積郁、兼容并包發(fā)展起來的。 
　　梁啟超曾言：“綜觀此時代之學術(shù)思想，實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 ：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gòu)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二曰由于人為者�！蓖瑯诱f明思想的形成同時空、地理的自然條件和人在社會活動中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他還指出，這個時代思想的特征是：“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為人倫之模范也 ；重實際故輕經(jīng)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為先例之典型也�！雹俣�其后的中國思想皆淵源于此，所謂“胚胎時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關(guān)于先秦諸子，《莊子·天下篇》比較了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六家思想 ；《荀子·非十二子篇》論說十二家；《孟子》《韓非子》皆以儒、墨或儒、墨、楊并舉。司馬談有《論六家要指》，記述有陰陽、儒、墨、名、法以及道德六家②；《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論及各家思想較為詳細，概括起來就是：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其思想在于，明教化，依六經(jīng)，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留意于仁義之際。 
　　道家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zhí)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shù)也。 
　　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名家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shù)，故需正名。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墨家出于清廟之守，主兼愛、尚賢、非命。 
　　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 
　　雜家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 
　　農(nóng)家出于農(nóng)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 
　　小說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途）說而有所造也。 
　　這里所列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入流），各有所自，而且點出了他們思想上的特點及其局限性，雖然不盡正確，但也算大致不差。 
　　綜觀上述，六家也好，十家也罷，足以說明，春秋之世，思想界已經(jīng)打破了蒙昧時代的封閉與沉寂，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與輝煌。而且，在他們之間，不僅“相非”，各逞其說；同時“相用”，相取為用，在思想上相互吸收，交相為用，也是之后兩千多年思想史上的總體趨勢。應當說，無論是《莊子》的《天下篇》，還是班固的《藝文志》，他們對于思想綜合的趨勢都有其獨具只眼 
　　的認識。班固評之曰：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王，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shù)， 出并作（師古曰：“ 蠭”與“鋒”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 
　　相反而皆相成也。① 
　　到了唐代，韓愈論及墨子時也說 ：“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身，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cè)缡窃眨俊薄翱鬃颖赜媚�子，墨子必用孔子。不想用，不足為孔、墨。”比較先秦思想的實際并縱觀中國思想的發(fā)展，這些話無疑是非常中肯的。 
　　簡單地說，春秋戰(zhàn)國時期，雖然各種思想如雨后春筍，學派林立，一方面“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各“以喜怒為用”，以自己為正確，以他人為錯誤；另一方面，這樣的學術(shù)爭鳴，或者說學術(shù)批評，不僅促進了思想的長足發(fā)展，而且也使各家交相滲透，相取為用，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取長補短、兼包并容，并為今后三教思想的鼎立、互補、合一的系統(tǒng)思維開啟了歷史的先河。 
　　具體地說，春秋戰(zhàn)國時期，所謂諸子百家，除了專門領(lǐng)域的思想之外，具有普遍意義的歸結(jié)起來也不過兩三家而已。雖然說當時思想界“不歸楊，即歸墨”，其實對后世影響最大的還是儒、道兩家。 
　　道家以老、莊為代表。他們以自然為本，推崇“道法自然”，以返本為鵠的，力行清靜無為�！独献印窂娬{(diào)，以柔弱為本，以反動為用，卑弱自持，無為而治，以至于被認為是“君人南面之術(shù)”。不過在莊子看來，老子“主之以太一，以濡（通軟）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人皆取先，己獨取后”，“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是“古之博大真人”；特別是《莊子》，以本心為終極，以自由平等為理想追求，用美麗生動的寓言，表述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①的精神世界。其返本實為對本然之心的回歸，逍遙則是破除“對待”，即破除分別的自由。他們關(guān)于有無、榮辱、得失、治亂、有待無待的辯證方法、對理想境界的追求以及浪漫主義的色彩，充分展示了兩千多年前中國人的思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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