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的事（韓博）

哥本哈根的一個街角，某人遇見一位朋友，邀其餐敘。他熱情應允，卻被一片落瓦擊中，應聲而逝。

這是索倫·克爾愷郭爾（Søren Kierkegaard）講述過的一個故事。

我也有類似的故事，而且是兩個：1997年，一位年輕的朋友，崔江寧當時他還是復旦的本科生，燕園劇社的靈魂人物準備去北大參加研究生面試，結果一頭栽倒在校門口的公交車站，再也沒能起來；2004年，曾經(jīng)將燕園劇社的圖章交予崔江寧的馬驊，即將離開云南與西藏交界地帶的德欽，打算返回大城市，尋一所高校，繼續(xù)讀書碩士或是博士，他寄希望于免試結果落入瀾滄江水，終未復還。

馬驊前往云南之前，曾經(jīng)欺騙朋友們，說他要去周游世界。世界是什么意思，云南、海南還是越南？也許他作出了回答，那不是欺騙，世界即自己，周游世界不過就是做自己的事混跡北京的那幾年，他厭倦了那些夸夸其談地要拯救世界卻又永遠停留于唇舌之間的人，厭倦了他們在講臺上或酒桌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地內(nèi)褲外穿。

虛無近在咫尺，多數(shù)人并無警覺。這是克爾愷郭爾對于世人的提醒。任何一個偶然的瞬間，都有可能成為哥本哈根的街角。是時候了，上帝的分配并不豐裕，沒有生命可以浪費于雞零狗碎之中。

這本題為《涂鴉與圣像：異托邦城市簡史》的書中，收錄了我為七個國家寫下的旅行筆記：丹麥、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塞爾維亞和阿根廷。從歐洲到美洲，從舊世界到新世界。它們是我以十五年的生命經(jīng)驗換取之世界的一部分。我很想看看，他者之中，更多的人如何做自己的事。

我是在暴力塑造的20世紀睜開眼睛的。盡管那只是一個尾聲，但暴力所維系的關于烏托邦的話語仍在延續(xù)。我樂于前往那些并不信任烏托邦在場的城市盡管每一座城市的歷史上，都或多或少出現(xiàn)過僭越釋放的恐懼與自我反諷的鬧劇沒有一座城市是20世紀的孤島。然而，總有一些這樣的個人：他們不做無意義的工作。個人自由的行使基于對存在本質(zhì)的思考。某些時刻，他們自發(fā)建造異托邦，使其具有想象與真實的雙重屬性，成為既存環(huán)境的校正之物。

在這樣一場漫長的旅行中，我抵達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克爾愷郭爾的故鄉(xiāng)。2002年初夏的一天凌晨，時差發(fā)作，我難以入睡，便拎著相機四處轉悠。哥本哈根就是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而河邊的涂鴉則令我感到難以名狀的震動。雖然那只是再簡單不過的泡泡字體圖案，但對于我，對于一個已經(jīng)習慣了墻壁的沉默和唯一獲準在墻壁上公開發(fā)聲的鋼筋鐵骨一般置人于集體之中的口號的人來說，那無疑是一道敞開的門，通往一個輕蔑的微笑。只是，當時的我并不明白，已經(jīng)近乎完美的現(xiàn)實之中，為何還會存有輕蔑的微笑。那一年，我并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亞無政府主義公社的合法存在。

也許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涂鴉藝術成為了我觀察城市文化的一種入口，盡管它遠非體驗的終點。涂鴉偷偷摸摸又光明正大，堪稱正統(tǒng)世界之中的差異性存在。它們不斷將社會材料轉化為亞文化表述，不斷提出新的質(zhì)疑，并因此針對真真假假的圣像而擅自修改正統(tǒng)世界的外形。涂鴉是無能的表現(xiàn)嗎？如果涂鴉無能，圣像亦無能從古典世界至今，每一尊圣像在成其為圣像之前，不都是某種形式的涂鴉嗎？反主流文化的暗號或咒語，新生符號的游擊戰(zhàn)，甚至對于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來說，不亞于一場超現(xiàn)實主義的戰(zhàn)爭。

然而，這并不是一本關于涂鴉的工具書。涂鴉藝術是我行走之時的旅伴，我們一起前去探訪那些彼此交戰(zhàn)的圣像 一個口臭一個腳臭的異托邦，以及戈多今天不來了的烏托邦。我真正關心的，是在涂鴉覆蓋的社會劇場之中，那些絕非偶然出現(xiàn)的觀眾。而那些觀眾，正是克爾愷郭爾所揭示的孤獨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我總是希望在未知的旅途中，邂逅一位又一位自由之人，他們本身即異托邦城市簡史。

本書的最終完成，離不開諸多友人的熱情相助，在此一并致謝。我的前任老板許敏和素素為我的多次采訪之旅提供了策劃和支持。著名的旅行編輯方園女士幫助我策劃并落實了前往阿根廷的行程。阿根廷駐上海總領事館的Javier De Cicco先生與吳嫻敏女士不僅提供簽證支持，更贈送大量文學與旅行資料。塞爾維亞旅游局的李蔚女士與AnetaUskokovi?女士幫助我實現(xiàn)了巴爾干半島之旅。我的多次英國之行也離不開英國旅游局錢崗先生與馬倩倩女士、英國維珍航空公司邱婷婷女士與傅霜露女士、朗廷集團孫炎女士的支持。此外，更要感謝浙江文藝出版社曹元勇先生的出版策劃，以及胡遠行先生與朱云雁女士的具體建議。辛曉鐘先生則再度從我崩潰的電腦中挽救出了書稿。

格外值得銘記的，卻是那些旅途中的短暫同行者。也許永別，我們的異托邦并不過多重疊，但記憶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