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共產黨在進入第四個三十年之際，在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之后，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問題。（1）為什么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的“正確關系”總也說不清？（2）為什么群眾生活質量越來越高，群眾的生活卻越來越艱難？（3）為什么經濟發(fā)展水平越來越高，勞動大眾的文明素質卻越來越低？（4）為什么政府官員的學位越來越高，政府的質量卻越來越低——拿百姓錢不當錢，胡作非為、奢侈浪費、貪污腐��？（5）為什么我國建設事業(yè)突飛猛進，但群眾與黨和政府卻日漸離心離德？（6）為什么我國經濟水準與發(fā)達國家相距甚遠，經濟發(fā)展卻驟然失速？上述六大問題的核心其實只有一個：共產黨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設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資本家和資本？搞建設是否還需要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組織起來才會有的人民，依靠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去維護人民的權益？ 

       ◇中國的政策和政績競爭是世界各國中最激烈的，有時甚至可稱“慘烈”，還為弄虛作假提供動力。政績競爭是中國職業(yè)治國集團獲得生命力的源泉。當然，純粹的績優(yōu)準則，正如純粹的多數(shù)決選舉準則，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過。裙帶、金錢、關系，在世界所有的選官制度中都發(fā)揮作用。然而，績優(yōu)制的確與西式選舉制有重要區(qū)別。政治上統(tǒng)一的職業(yè)治國集團使得績優(yōu)制成為必然。 

       ◇ 政府是靠人民生存的。人民大眾的福祉要求政府出手干預市場�！肮荣v傷農，谷貴傷（市）民”，所以華夏各國自古就有政府設置的“常平倉”，豐年糴，儉年糶，致使大災之年民不散，國以富強。之后，維持中華一統(tǒng)還靠鹽鐵官營、土地公有私用等等干預市場的行為。 

       ◇與其來回折騰金融貨幣政策，來回折騰空洞的經濟學概念，不如去改善經濟基本面，抓住國際原料和能源價格低迷的罕見戰(zhàn)略機遇期，落實一個個能促進公共利益和經濟進步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消化所謂過剩產能，在人均基礎設施上接近發(fā)達國家。 

       ◇治國靠政治家，不是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政治家能執(zhí)政，因為有能力實現(xiàn)百姓的具體訴求。百姓日常生活里沒有空洞的經濟學概念。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生活穩(wěn)定、物價穩(wěn)定、社會井然有序，再高個層次，就是養(yǎng)小送老更容易而非越來越難。與這需求無關甚至背道而馳的“改革”是極少數(shù)人的要求，甚至是意識形態(tài)和外國的要求。我黨贏得政權，不是因為主義或“輔助線”，不是因為談論抽象的大眾利益或大眾過去與將來的利益，而是因為滿足人民眼下的具體利益，因為“打土豪，分田地”，因為“缸滿院凈，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因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 

       ◇百姓需要解決的“不公正”問題五花八門，不斷變化，經常跨越多個法規(guī)和部門。辦社區(qū)生活中的“小事”，古今中外都是“天理”在前，“人情”在后，統(tǒng)一的“國法”居于最后。而“依法辦事”要求一些官員把“國法”放在第一位，不能依“情理”辦事。官員“依法辦事”，事辦不成，自己沒責任。官員辦事兼顧“情理”與“國法”則費時費力，辦不好還要自行承擔責任。由此，官員普遍缺乏辦小事的動力，遇到棘手問題，必然來回“踢皮球”。“依法辦事”事辦不成，就只好靠“人治”，靠人情、靠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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