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國經(jīng)歷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時代變革。其中，廢除科舉制度、倡辦新式學堂，成為教育體制改革的犖犖大端。于是，有這么一群人，相繼搭上了中國科舉的末班車。
　　他們就是1898年戊戌科武殿試題名的141名武進士、1904年甲辰恩科文殿試題名的273名文進士（另有15名文貢士）、1904年甲辰恩科翻譯會試中式的2名翻譯進士。
　　先是1901年廢武舉。永遠停止武科，雖然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仍有一個很長的認識過程和決策過程，但卻拉開了顛覆科舉體系的帷幕。此舉終于使那些通過花拳繡腿謀求功名的花架子們，沒了任何指望。此后，若從軍報國，就得到軍事學堂苦讀苦練、學習真本領，以提高抵御外侮的能力。
　　1905年，清朝統(tǒng)治者終于在內(nèi)外交困的窘境中和朝野有識之士的百般呼吁下，頒布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卑凑占榷ㄓ媱�，1900年為慶祝光緒帝三旬萬壽，確定1901年為辛丑恩科會試。因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原計劃被徹底打亂。后改為1903年借闈河南貢院補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會試，即癸卯科會試。1904年本為甲辰科會試，因慈禧太后七旬萬壽，1903年上諭：“著于本年舉行癸卯恩科鄉(xiāng)試，明年舉行甲辰恩科會試。其癸卯、甲辰正科鄉(xiāng)會試，即歸并丙午、丁未科舉行。”這就是甲辰科被稱為甲辰恩科的緣由。丙午、丁未分別指1906年、1907年。甲乙正科一廢，基層科舉考試自然也就因無所遵循而無疾而終了。因此，甲辰科文進士和翻譯進士，就成了中國最后一批科舉正途出身的進士了。
　　按說科舉革廢之后，進士、舉人等科名也就從此作古了。實則不然，從1905年至1911年，留洋畢業(yè)生、國內(nèi)新型高等學堂的畢業(yè)生以及辦學、防疫有功人員，有不少又被清政府賞給了進士、舉人等出身。此舉可視為科舉制度的慣性和余波。那么，在這剎不住車的7年間，賞給進士知多少？經(jīng)考析，得出了一個有別以往的結論，即：賞給進士共計263名（包括賞給進士學位2名），又特賞翰林院檢討1名。其中賞給游學畢業(yè)進士184人。這類獲賞進士又有“游學進士”“畢業(yè)進士”“欽獎進士”等多種稱謂。
　　本書的研究重點就是對這些進士生平履歷予以考察，而且試圖把末科進士參加科考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都搞搞清楚。
　　一是對于末科武進士群體，此前尚未系統(tǒng)研究過。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清代卷》對于此科武會試中額及武進士人數(shù)，均載為不詳。若研究末科武進士的生平事跡，必須先搞清楚其姓名籍貫、初仕除授等基本問題。由于《上諭檔》《清實錄》并未開列末科武進士等第，1979年版《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2007年版《清朝進士題名錄》也不載武進士題名，因此，還有很多基礎性工作可做。在檢索到的兩種碩士學位論文（《清代武科進士研究》《清代武進士仕途研究》）中，均未提及末科武進士的基本情況，且均未將末科武進士作為研究對象。這也表明，相關研究尚顯薄弱，空間很大。此次進行了整體縷析，可對這個群體有一個較為明確的了解。
　　二是此次編制的末科文進士基本履歷表，所涉內(nèi)容是迄今相對最為具體的。
　　三是到底有哪些末科文貢士未覆試、未殿試？又有哪些前科文貢士補覆試、補殿試？此次經(jīng)過反復揉搓，已水落石出。
　　四是末科文進士中式后的授職情況比較復雜，研究空白較多，本書以較大篇幅對此進行了探查。
　　五是對于末科翻譯進士（包括1903年癸卯科翻譯進士），此次發(fā)現(xiàn)了以往記載中的明顯遺漏，確認此兩科的翻譯進士共計6名，并對其事跡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這也是以往從未涉及過的，或可對2007年版《清朝進士題名錄》等科舉工具書所載提供有益補充。
　　六是對于廢除科舉之后的獲賞進士總人數(shù)，已見記載不一。由于《清實錄》存在誤載，導致長期以訛傳訛（如徐景文被改給舉人的上諭一直未引起重視），此次通過重新統(tǒng)計，予以正誤。
　　七是發(fā)現(xiàn)了《上諭檔》《清實錄》中存在的多處相關問題，包括明顯的誤抄誤載以及容易產(chǎn)生歧義的漏抄漏載。對于這些問題，已在書中一一指出并予以適當考析。
　　而對于末科文武進士來說，其初仕、除授后的政治態(tài)度、政治立場、社會價值、社會貢獻才是最值得關注的�！吨袊�白話報》1904年3月17日第7期《康茂才投軍》中，指斥進士出身的桂平縣知縣賈保國：“榮登進士為官長，曾工八股善文章。練成奴隸新思想，不顧民隱顧荷囊。”這段唱詞是否對于風光無限的進士群體有所偏見呢？可見，通過梳理末科進士人生脈絡，展示其建樹和成就、總結其經(jīng)驗和教訓，更具有社會意義。
　　劉海峰《中國科舉史上的最后一榜進士》有言：“最后一榜進士多經(jīng)歷了清末禮崩樂壞和民國初年社會動蕩的沖擊，在后來的人生歷程中分道揚鑣。有的飛黃騰達青史留名，有的沉跡下僚默默無聞。不過總體而言，由于末科進士出身者文化素養(yǎng)較好，事業(yè)起點也較高，做出成就者還是多數(shù)�！�
　　誠如斯言。廢科舉后，他們在劇烈動蕩的時局面前，額手慶幸之余，福禍未知，不免忐忑。此后，他們的命運確實各不相同。雖然他們走的都是科舉這座獨木橋，但由于全憑科舉等第授職，其人生道路從此大相徑庭，甚至有霄壤之別。比如：有幸被欽點翰林者，總能占得先機；出洋游學畢業(yè)者，多受重用；混跡中央各部者，因見多識廣，不乏發(fā)展空間。而被發(fā)往各地的即用知縣，大多只能長期扎根基層了，但他們?nèi)绻�能心系百姓、廉潔奉公，一樣備受尊重。還有少數(shù)進士，因自身健康、家庭變故、目光短淺、抱殘守缺等原因，未能把握住通過考取進士改變自身境遇的良機，也未能為國家和民族發(fā)揮更大作用。這都很令人感嘆。
　　但科舉綁定身份，只是表面現(xiàn)象，絕非一成不變�？v觀末科進士的命運，最主要的判斷標準，就是要看其能否秉持民族大義、能否符合時代發(fā)展需求、能否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絕不能僅僅著眼于其在官場上混得多滋潤、官兒當?shù)糜卸啻�。如果單純地把末科進士曾在北洋政府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曾擔任的議長、總長、督軍、省長、司令、將軍、主席、部長、廳長、局長、縣長、秘書長、行政院院長、考試院副院長等，作為評判其成功與否的標尺，就很可能會失之偏頗。
　　在文教領域涌現(xiàn)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是末科進士這個特殊群體中的最顯著特點。投身教育是末科進士的主要選擇之一，校長、教授等教育家多達數(shù)十人。另如余維翰曾是毛澤東的老師、竺麐祥曾是蔣介石的老師。詩文書畫則是末科進士的強項，有成就者不勝枚舉，尤以末科翰林書法最為人所稱道，時有“工書負盛名，求者遍天下”之譽。其中，成就較高者，如譚延闿的書法、姚華的繪畫、汪士元的書畫收藏、劉啟瑞和沈秉乾的古籍收藏、黃遠生（即黃為基）的新聞通訊寫作、王季烈的昆曲研究、蘇輿的國學研究、陳煥章的孔子研究、金梁的清史研究、商衍鎏和朱汝珍的科舉史研究等。而沈鈞儒等是知名律師、許業(yè)笏等是知名居士，還有金石學家、方志學家、文獻學家、翻譯家、法學家、外交家、實業(yè)家、慈善家、工程學家等，總之是遍及很多領域。
　　如果末科進士能夠適應形勢、與時俱新、勇于突破，還是能夠在時代變革中大有作為、引領潮流的，猶可謂“若得個中意，縱橫處處通”。末科進士中的確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愛國民主進步人士。他們是在清末社會大變革中參加立憲運動、加入同盟會、投身保路運動、參與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們是在民族危亡面前保持民族氣節(jié)、勇于抗日御敵、誓死不偷生屈節(jié)的愛國者；他們是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反對內(nèi)戰(zhàn)、迎接新中國成立的擁護者和建設者。他們在人生軌跡出現(xiàn)重大轉折時，不僅判斷得清、把握得準，而且具有為國紓難的堅強意志，堪為有識之士。
　　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在各個重要歷史節(jié)點，總有個別末科進士成為政治上的糊涂蟲、時代的絆腳石。有的甚至開了倒車、起了副作用，墮落為民族罪人。如主張復辟者有之、擁護帝制者有之、罔顧正義者有之、背棄民族大義者有之。而最為人所不齒的，就是抗戰(zhàn)期間充任偽職、賣國求榮的王揖唐、葉先圻及末科貢士高步青等漢奸。其投敵附逆，助紂為虐，傷天害理，史載明確。其奴顏媚骨、卑躬屈膝、觍顏事敵，尤為可憎。這些末科進士中的敗類，被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也就是說，進士出身固然可喜、固然榮耀，但并非決定其人生路徑、命運走向的最關鍵因素。末科進士金榜題名后，發(fā)展趨勢總體向好，但絕不意味著不可逆轉，命運總是時時掌握在自己手中。梳理末科進士的生平事跡，如果著眼于其人生抉擇，探究其對前途未來的把握，就很有歷史借鑒意義。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積極投身新中國建設的耆宿。邵從恩被譽為“和平老人”�？谷諔�(zhàn)爭時期，邵從恩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贊成中國共產(chǎn)黨的團結抗日主張。1944年與張瀾等發(fā)起組織民主憲政促進會。1946年代表無黨派人士出席政治協(xié)商會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政策和內(nèi)戰(zhàn)政策。其于1949年10月1日晨5時病逝于成都，殊為遺憾。但仍有部分末科進士親眼看到并親身經(jīng)歷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個令中華民族無比光榮的歷史性一刻。他們在欣喜之余，都以此為榮，且竭力虔心地發(fā)揮余熱。
　　他們之中，大多數(shù)被聘為文史研究館館員，有的也擔任人民代表、政協(xié)委員。
　　已知商衍鎏相繼任江蘇省文史館館長、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中央文史館副館長。錢自嚴（即錢崇威）任江蘇省文史館館長。張賓吾（即張名振）為四川省文史館館長。楊巨川任甘肅省文史館首任館長，第二任副館長為王烜。邢端、戴寶輝、鐘剛中、陳宗蕃、陳繼舜、白葆端、關賡麟為中央文史館館員。高振霄、濮文波、曹元鼎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方兆鰲為安徽省文史館館員。曲荔齋（即曲卓新）為天津市文史館館員。末科貢士鄒鵠為江西省文史館館員。
　　“生前有文章而傳，老來為人民服務”。這是末科貢士林騷1953年去世時，泉州人民政府致送的挽聯(lián)。新中國成立后仍健在的末科進士還包括唐桂馨、季龍圖、劉啟瑞、程天錫、沈秉乾等，已知超過20位。他們無不為人民當家作主、從此天下太平而鼓舞歡欣。
　　末科進士中的杰出代表是沈鈞儒先生。新中國成立后，沈鈞儒歷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等職。1963年沈鈞儒逝世后，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悼詞中高度評價其光輝戰(zhàn)斗的一生：“沈鈞儒先生出生于封建家庭，受舊社會教育，從科舉出身。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追求真理，要求進步，通過長期的革命實踐，經(jīng)受鍛煉和考驗，不斷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薄霸谥袊�共產(chǎn)黨的號召、影響和領導之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奮斗一生。他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中國共產(chǎn)黨親密的朋友�！薄吧蜮x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國人民革命事業(yè)中，特別是在中國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沈鈞儒先生所走過的道路，是知識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鈞儒先生是一切愛國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
　　那么，最后一位健在的末科進士是誰呢？已知有兩位卒于20世紀70年代，即：張名振（1884—1970）、曹元鼎（1876—1971）。而末科文進士殿試題名時的最年長者為任嘉莪、張應濟。已知1904年甲辰科殿試時，任嘉莪、張應濟均為“年五十三歲”，即均生于1852年。他們當時是名副其實的老大哥。
　　這表明，末科進士群體的在世時間幾乎跨越了兩個甲子。而他們的影響更是深遠的，如今仍常被人們津津樂道。其獨特的歷史魅力，歸根結底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這也正是本書不遺余力地挖掘其歷史內(nèi)涵的意義之所在。
　　王勇則
　　2016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