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寫于1926年2月至11月間,共10篇,作者曾說這些文章都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初發(fā)表時總題為“舊事重提”,1927年編訂成書時才改為《朝花夕拾》。這本集子比較完整地記錄了魯迅從童年到青年時期的生活經歷,同時也生動地描繪了一幅清末民初的生活畫卷。魯迅以閑適從容的筆調營造了一種自然親切、寬松和諧的氛圍,將對往事的回憶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行文中滲透著他濃郁的情感和深沉的思索。在《阿長與(山海經)》《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父親的病》等文章中,魯迅回憶了自己的童年時代;《藤野先生》《范愛農》等篇章是對故人的懷念;還有富于批判色彩的《狗·貓·鼠》《(二十四孝圖)》和《無常》等。
在藝術特色上,《朝花夕拾》思路開闊、收放自如,文筆深沉雋永、幽默風趣,格式新穎,藝術手法多樣,技巧高超,是魯迅文學才華的輝煌顯現。這些作品一經發(fā)表就引起了巨大反響,成為當時散文創(chuàng)作的典范。
小引
狗·貓·鼠
阿長與《山海經》
《二十四孝圖》
五猖會
無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父親的病
瑣記
藤野先生
范愛農
后記
《朝花夕拾》:
狗·貓·鼠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于有些人似乎總是搔著癢處的時候少,碰著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大腳(通“角”,下同。)色是“不好惹”的。怎的“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fā)熱之后,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么?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于是就間或留心著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
這也并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著費什么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后來,在覃哈特博士(Dr.O.D.Hnhardt)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里,總算發(fā)現了那原因。據說,是這么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伙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拔以趺凑业侥窍竽兀课覜]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彼鼏枴!澳侨菀,”大眾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梁來,它便招待,同行,將弓著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后,狗和貓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學術文藝卻已經很可觀,便是書籍的裝潢,玩具的工致,也無不令人心愛。獨有這一篇童話卻實在不漂亮,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貓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圖冒充,故意擺架子的,其咎卻在狗的自己沒眼力。然而原因也總可以算作一個原因。我的仇貓,是和這大大兩樣的。
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它們適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蟲蛆也許是不干凈的,但并沒有自命清高;鷙禽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為餌,不妨說是兇殘的罷,但從來就沒有豎過“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贊嘆它們。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進步;能說話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能寫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墮落,因為那時也開始了說空話。說空話尚無不可,甚至于連自己也不知道說著違心之論,則對于只能嗥叫的動物,實在免不得“顏厚有忸怩”。
假使真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對于人類的這些小聰明,也許倒以為多事,正如我們在萬生園里,看見猴子翻筋斗,母象請安,雖然往往破顏一笑,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為這些多余的聰明,倒不如沒有的好罷。然而,既經為人,便也只好“黨同伐異”,學著人們的說話,隨俗來談一談——辯一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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