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1羞恥情緒的界定

　　在對羞恥（shame）情緒的界定中，最常見的是將其視為一種自我意識情緒（self-conscious emotion），自我意識情緒指的是以某種程度的自省和自我評價為核心特征的情緒，除了羞恥以外，內疚（guilt）、自豪（pride）、尷尬（embarrassment）也被認為屬于自我意識情緒（M. Lewis, 1999; Tangney, 1999; Tracy & Robins, 2004）。自我意識情緒的界定本身顯然沿襲了情緒的認知評價模型的理論思路，即認為特定情緒的喚起以及情緒與情緒間的區(qū)分是個體基于一些標準或維度對誘發(fā)情緒的情境進行主觀評價的結果（Scherer, 1999）。如Tracy和Robins在他們最近提出的自我意識情緒的認知評價模型中指出（Tracy & Robins, 2004; Tracy, Robins, & Tangney, 2007），自我意識情緒的產生是因為個體評估當下的事件/情境是和自我認同的目標相關（如考試成績與“我是有能力的”認同目標有關），但其結果卻又和自我認同的目標不一致（如考試不及格與“我是有能力的”認同目標不一致）；且相比非自我意識情緒，這些情緒的產生需要自我覺知和自我表征，在認知上更為復雜，并能促進個體達成復雜的社會目標。

　　在自我意識情緒的框架下，對羞恥的一個經典定義是將其視為一種自我指向的痛苦、難堪、恥辱的負性情感體驗，在這種體驗中，個體的自我成了被審視和給予負性評價的中心（Tangney, 1999）。

　　包括羞恥在內的自我意識情緒也會被某些心理學家稱之為具有明顯社會性色彩的情緒（social emotion）（Gilbert, 2003; Tangney, 1999），這是因為盡管負性的自我覺知和自我評估是引發(fā)羞恥情緒的核心，但個體對自我的覺知及評估的重要來源是個體所知覺或想象中的他人對自我的覺知和評價(Fessler, 2007; Gilbert, 2007; Gruenewald et. al., 2007)。自我意識情緒的產生被認為需要至少某種人際意識（Draghi-Lorenz, 2001），或具備客體表征的能力，且早期重要的人際關系也是自我意識情緒產生與發(fā)展的基礎（Gilbert，2007）。因此，羞恥在內的自我意識情緒也常會在人際情境中被誘發(fā)，并驅動不同的人際行為（Tangney, 1999），給個體的社會化過程帶來重要影響（Gilbert, 2003, 2007）。

　　但也有學者認為，羞恥情緒和高興、憤怒、悲傷一樣是一種基本情緒。在羞恥究竟是自我意識情緒還是基本情緒的爭論中，一個重要的爭議點是羞恥是否具有獨特、可識別的情緒信號（即面部表情和姿態(tài)），這也是Ekman區(qū)分基本情緒和非基本情緒的一個重要指標之一（Gruenewald et. al., 2007）。支持羞恥是基本情緒的學者認為，羞恥雖不一定具備獨特的面部表情，但卻具備獨特的身體姿態(tài)（如低頭含胸、視線下垂、扭頭或扭轉視線等等）（Gruenewald et. al., 2007; Nathanson, 1992; Tangney, 1999; Tangney et. al., 2007）。如Tomkins（1963，見Nathanson, 1992）基于對嬰兒行為的觀察提出，當嬰兒當下的興趣或愉悅體驗被阻斷時，嬰兒會表現出低頭含胸、扭轉視線或臉紅，Tomkins認為，此時嬰兒就產生了羞恥情緒。在他看來，羞恥是當愉悅體驗被阻斷時產生的負性情感，是一種嬰兒生來就能體驗和表達的“先天情緒”，其產生并不需要自我覺知或人際意識，它的主要功能則是調節(jié)過度的積極情緒和情緒表達。盡管有一些實證研究證明羞恥情緒至少具有可被辨識的獨特姿態(tài)，但仍缺乏直接的實驗室證據證明其符合其他基本情緒的特征，如誘發(fā)迅速且持續(xù)時間短，具有自動化的認知評價（appraisal），獨特的生理反應模式等（Gruenewald et. al., 2007），因而總體而言，當今學者仍傾向于把羞恥情緒歸為復雜的自我意識情緒而非基本情緒。

　　羞恥情緒還被視為道德情感之一，這一界定更多側重的是羞恥情緒的功能。所謂的道德情感，根據Haidt的定義（Tangney, Stuewig, & Masbek, 2007），是指那些“和整個社會或至少是和一些人的利益或福利，而非是和單個裁判者或行動者的利益或福利有密切聯系的情緒”。這類情緒被認為與對人際事件做出準確的解釋并采取補救行為有十分緊密的關系（Tangney, 1991），并且是善行和避免施害背后的重要動力（Kroll & Egan, 2004見 Tangney, Stuewig, & Masbek, 2007）。

　　1.1.1.2 羞恥情緒的現象學特征

　　基于對個體主觀報告的羞恥體驗進行分析的現象學研究為理解羞恥情緒作為一種復雜的、多成分構成的體驗提供了線索。M. Lewis（2003）總結了主要基于西方研究而得出的羞恥情緒的四個現象學特征：首先是躲藏或消失的愿望；其次是強烈的痛苦，不適和憤怒；第三個特征是對自己整體的負性評價，認為自己無能、沒有無價值，不夠好；第四個特征是情緒體驗中的主體和客體的融合，即羞恥情緒讓個體完全將注意力集中在自我上，既是情緒的體驗者，又是情緒指向的對象，從而導致陷入羞恥情緒的個體常常難以清晰地思考和行動。

　　近十年來，一些學者對東方文化下個體（主要是中國和印度人）的羞恥體驗也進行了類似的現象學研究，這些研究的主要結論是和西方研究一致的，即當個體體驗到羞恥情緒時，在主觀體驗上會感受到非常強烈的痛苦，并常伴有沮喪和憤怒的情緒；在生理喚起上會出現臉紅、出汗和心跳加快等反應；在認知評價上個體會對自我有負性的評價，有逃避或躲藏的強烈愿望（Anolli & Pasucci, 2005; Breugelmans & Poortinga, 2006; 錢銘怡, 劉興華, 朱榮春, 2001；謝波，錢銘怡, 2000；汪智艷, 張黎黎, 高雋, 錢銘怡, 2009）；并且相比同是自我意識的內疚情緒，體驗到羞恥情緒的個體會感到更為痛苦、更強烈的無助感，以及更強烈的想躲藏和逃避的愿望，情緒體驗在記憶中持續(xù)的時間也更久（Anolli & Pasucci, 2005; 謝波，錢銘怡, 2000）。但和西方研究結果并不完全一致的是，參與研究的中國人并沒有報告同等程度的渺小感和無能感（錢銘怡, 劉興華, 朱榮春, 2001），和內疚情緒相比，也未報告更高水平的渺小及無能感（謝波，錢銘怡, 2000）；此外，中國個體會更強烈的感覺他人在注視自己，更希望知道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而且越是在日常生活中容易體驗到羞恥情緒的個體，越會擔心他人的負性評價，并有更強烈的希望逃避的想法，但同時也會覺得自己更應為事情的后果負責，更希望能去彌補（錢銘怡，劉興華，朱榮春, 2001）。

　　東西方文化下羞恥情緒體驗在現象學上的異同反映出文化對特定情緒體驗所造成的影響是復雜和多維的（Cross & Madson, 1997; Mesquita & Frijda, 1992; Shweder, 2003），如從情緒的認知過程模型和跨文化比較的視角出發(fā)，文化被認為會對特定情緒的不同構成成分造成影響，包括其誘發(fā)事件/情境、個體對事件的編碼（coding）和評估（appraisal），生理喚起模式，行為反應以及對特定情緒的管理和調節(jié)模式等；此外，文化的影響不僅可以表現在上述任意一個成分中，且成分與成分之間的異同也可以是彼此獨立的（Mesquita & Frijda, 1992; Shweder, 2003）。

　　除了現象學上的異同之外，現有的研究表明，文化對羞恥情緒的影響還表現在詞語表征（Edelstein & Shaver, 2007; Frank, Harvey, & Verdun, 2000; Li, Wang, & Fischer, 2004），對情緒的評價（Fischer, Manstead, & Mosquera, 1999; Yang & Rosenblatt, 2001），以及其行為結果（Bagozzi, Verbeke, & Gavino, 2003）和對自尊的影響（Fischer, Manstead, & Mosquera, 1999; Wong & Tsai, 2007）上。在解釋這些差異背后的機制時，許多研究者都較為一致地認為這些差異反映的是不同文化中個體自我表征和自我結構上的差異，例如：獨立自我和互依自我（Markus & Kitayama, 1991）的差異（e.g. Bagozzi, Verbeke, & Gavino, 2003; Li, Wang, & Fischer, 2004; Tracy, Robins, & Tangney, 2007; Wong & Tsai, 2007）。在羞恥體驗的文化差異問題上，可以觀察到的一個趨勢是，相比獨立自我構念更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如美國，互依自我構念占主導的國家，如中國，會有更豐富的詞語表征來描述羞恥及其相關情緒，對羞恥情緒本身有更積極的評價，羞恥情緒對其自尊的影響也相對更小，也更頻繁地被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來使用（Gilbert, 2007; Gruenewald, Dickerson, & Kemeny, 2007）。鑒于羞恥情緒與文化和社會的緊密關系，Shweder 認為（2003），如果要定義一個羞恥情緒的抽象形式且這一形式又是跨文化的，那么羞恥情緒的最基本涵義應是一種被給予了負性評價的深刻的恐懼體驗，且這種體驗具有很強的動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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