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的讀者中，不少人在兒童時代，就在吟誦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以及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黃河之水天上來等名句；還知道蘇州有一座寒山寺，武漢有一座黃鶴樓。我們的祖國到處有名勝古跡，一經(jīng)詩人得之于手，遂使廣土眾民，無不可親，無不可愛。這些名句，這些知識以至感情，多半是從《唐詩三百首》上得來的。
但是這書卻為藏書家所不屑一顧。人們只知道這書的編選者叫蘅塘退士。至于他的真姓名究竟叫什么，知道的人就不多，更不必說他的生平了。
然而自出版以來，這書卻持久而廣泛地流傳著。從唐人選唐詩的元結(jié)《篋中集》算起，歷來編選的唐人詩集，共有一百多種，但最有影響、最有生命力的卻要推這本《唐詩三百首》。就入選作品的內(nèi)容看，也并沒有什么特別奇異之作；蘅塘退士的名聲，更不像《唐百家詩選》的編者王安石、《唐賢三昧集》的編者王士禛等人那樣有名，如上所說，許多人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據(jù)蘅塘退士的原序說，他編這書的動機，是想以此代替工拙莫辨、體例不嚴(yán)的《千家詩》，作為給就學(xué)的兒童讀的所謂訓(xùn)蒙讀物，后來卻成為帶有社會性的選本，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的。不過，從這書的絕大多數(shù)作品看，即使在古代，讀者對象主要也應(yīng)當(dāng)是成人，故而他又補了一句白首亦莫能廢的話。
粗粗地想了一想，這書的特點約有下列幾點，其中有幾點，還可以供今天選本編者的參考。
一是三百首的篇目適度。《全唐詩》共收四萬八千余首，如果少于三百首，就難以使讀者得到一臠全鼎的滿足；多于三百首，則又嫌篇幅過大，難以達到普及的目的。至于編者之所以把篇目定為三百首，除了如原序所說，是為了驗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這一諺語外，也許還受所謂詩三百的啟示。
二是所收作者包括三教九流，皇帝、和尚、歌女、無名氏都有�；实廴缣菩�宗，他的詩，在唐代諸帝中，還算是寫得好的，那首《經(jīng)魯祭孔子而嘆之》的五律，不在孔子為司寇、誅少正卯那些得意的日子上掉文，卻去寫他嘆鳳傷麟的失意時期。唐代詩僧很多，所以選皎然，當(dāng)因他在詩歌之外，還著《詩式》一書也很有名。全書的最末一個作者是杜秋娘，這首《金縷衣》是否出于她之手是一個問題，但蘅塘退士是因襲《唐詩別裁集》作為婦女作者來選的。
在七十七位作者中，以杜甫的作品入選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王維、李白、李商隱。把這些詩人作為重點來突出，那也是恰當(dāng)?shù)�。同時，像王之渙，《全唐詩》只存其詩六首，本書卻選了兩首；金昌緒只存一首，也選進了。這三首詩都不失為佳作。雖然從全局來平衡，也許是得失相參，不免顧此失彼。
三是所選作品從古風(fēng)到近體，既很完備，又分體裁。和《唐詩別裁集》比，刪除了長律，另立了樂府（說詳下）。以三百首說，長律自可有可無。而在所選各體中，近體多于古風(fēng)。這從后來讀者的欣賞和寫作上看，似乎也更傾向于近體。其中七絕一卷，杜甫只有一首，李白二首，王維一首，而李商隱占七首，杜牧占九首，即小李杜多于大李杜，盛唐讓位于晚唐，雖然杜牧有兩首不很健康，但也打破了詩必盛唐的偏見。唐人七絕，如不重視晚唐，也非持平之見。
在同一作家中，又從幾種體裁來表現(xiàn)他們的不同風(fēng)貌，如王維以山水詩為主，卻也選了樂府《洛陽女兒行》和《老將行》。李商隱以七律、七絕選得最多，但也選了七古《韓碑》和五絕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登樂游原》。前者如沈德潛所說，在晚唐人七古中，要算如景星慶云，偶然一見；后者則有哲理，有感情，反映了他和他的時代的精神狀態(tài)。又如權(quán)德輿是當(dāng)時名相，在有限的三百首中，本來排不上隊，本書卻選了他的五絕《玉臺體》，可能是想聊備一格。柳宗元的五絕《江雪》，有他兀傲的性格在里面，五古的《晨詣超師院讀禪經(jīng)》，則是站在儒家立場上，說明儒釋殊途。
作者面廣，流派紛見，體裁眾多，因而也能多方面地反映那個時代復(fù)雜的社會生活，人的復(fù)雜的思想感情，大體上也可看作唐一代詩歌的縮影。
四是注重藝術(shù)性，而這些藝術(shù)性又多是通過抒情手段來表現(xiàn)。詩歌是感情的果子，又是智慧的語言。沒有詩人自己的真情實感，就不可能像草木發(fā)芽那樣自然，更不可能引起人們的強烈共鳴。像韋應(yīng)物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也可說含有政論意味，卻又飽和著抒情色彩，比他五古的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更精，比后蜀孟昶說的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也深刻得多。俸錢是官吏的生活之資，本無所謂愧與不愧，但和邑有流亡相對比，未免受之有愧了。還有一些寫印象，寫感覺的詩，前者可以王維為代表，后者可以劉方平的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韓偓的已涼天氣未寒時為例。它寫出感覺，表現(xiàn)智慧，又不流于纖巧。一種季節(jié)更換時釅釅的生活氣息，為詩人透露出來了。還有如王維的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岑參的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司空曙的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它們的好處就是寫出了平凡，寫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無的人情味，讓感情飛入尋常百姓家。惟其真，才有善，才有美。又如極平常的一條山溝，一座寺院，一個渡口，卻被韋應(yīng)物、張繼、張祜寫得何等美。
善于寫感覺的，也往往善于使具體上升到抽象。換句話說，詩歌本身必須是形象的，詩人卻又必須有高度的抽象能力，古人所謂情景交融，庶幾近之。像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王之渙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劉禹錫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等，就是一些好的例子。同時，詩里的形象，也不可作單純的理解，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三句表面上用的是概念性的語言，但通過詩人對宇宙無窮的哲理的感慨，他的思想面貌，從而他的靈魂，就如見其人地顯示出來了。在寫好實的同時，還要求詩人寫好虛。但像《滄浪詩話》作者嚴(yán)羽，雖善于抽象，卻不善于織繪形象，故而詩寫得很平庸。
五是可接受性。由于本書原來打算是給兒童讀的，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較淺近明白。蘅塘退士的序中說，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錄成一編。所謂膾炙人口之作，也必是可接受性較強的。語言上的過分隔閡，必然要影響讀者的欣賞、理解，本書所以未選李賀詩，可能這是原因之一，雖然這也定得偏嚴(yán)。從全書來看，更覺得分寸失當(dāng)。例如韓愈的《石鼓歌》，既難懂又無甚意義，為什么不可以換李賀的《李憑箜篌引》或《夢天》。反之，韓愈的七律如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七絕如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卻是親切明凈，倒真的膾炙人口，本書卻未選入。但從本書整體看，卻以平易近人之作占大多數(shù)。這也是今天任何選本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準(zhǔn)則，否則，不管立意多么高深，只能使讀者可望而不可即。
六是兼重實用。本書中選了些奉和應(yīng)制之作，這顯然是為適應(yīng)那時的社會需要，因為當(dāng)時正當(dāng)開科取士的極盛時代，估計兒童長大后必定要去投考和做官，所以也選了幾首。但入選的岑參、王維的七律，從寫景技巧上看，也還是經(jīng)過選擇的。前人評他們這幾人詩，也完全著重于句法、聲律。不但如此，書中還選了些勸慰友人落第、罷官的詩，也是為當(dāng)時落第、罷官者而設(shè)想，想用什么既至金門遠，孰云吾道非一類話，為身受者解嘲陶醉，如沈德潛所說，反復(fù)曲折，使落第人絕無怨尤。這在今天來說，固然沒有什么意義，而且這些詩是硬講的，讀來也味同嚼蠟，但說明編選者為現(xiàn)實服務(wù)的針對性是很明白的。又如全書五律選得最多，幾近四分之一。清人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曾說：學(xué)詩須從五律起，進之可為七古，充之可為七律，截之可為五絕，充而截之可為七絕。施氏是同治間人，時代后于蘅塘退士，但他的這種說法，恐也代表當(dāng)時一部分人的觀點，故對初學(xué)者有指導(dǎo)意義。
如果把五律看作初學(xué)詩者的一種基本功，施氏的話也有點道理。先從每一句字?jǐn)?shù)說，五言比七言少了兩字，這就要求作者必須更加在鍛煉上苦下功夫，要求每一個字都不揮霍，真的做到惜墨如金。同時，五律又比五絕多了兩聯(lián)，因而也多了一項講究對仗的功夫，而這又是我國古典詩歌中的特點之一。我們且以《三百首》中五律部分杜甫、孟浩然的兩首描寫洞庭湖的詩為例，杜詩的頷聯(lián)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孟詩的頷聯(lián)是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這兩聯(lián)，除了對仗工整自然外，在用字上也有獨到處。經(jīng)過琢磨，卻不流于雕琢。杜詩的坼字是個險字，《三百首》中恐僅此一見，但這里卻顯得最穩(wěn)；這個字如果在注文或字典中，那就只能注成裂，但在杜詩中要是改為吳楚東南裂，那真是點金成鐵，化神奇為腐朽了。孟詩的撼字也不能用搖字（搖字是平聲，這里暫且撇開平仄不談）或動字來代替，正像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蚍蜉撼大樹的撼字一樣，都是撼它不得。
七是有所依傍，有所突破。近代學(xué)者曾指出，《唐詩三百首》是以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為藍本的。沈氏論詩，崇尚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氣味渾成、因此，蘅塘退士在評語中，也有四句一氣旋折，神味無窮、一氣貫注，無斧鑿痕跡、唐人馬嵬詩極多，惟此首得溫柔敦厚之意一類的話；同時又吸收嚴(yán)羽、王士禛等論點，故有憑空落筆，若不著題而自有神會等說法。評語雖不多，但此書基本傾向也可約略見之，與嚴(yán)、王、沈的詩論，實有相通的一面。在選材取舍上，他則依傍《別裁集》而又有自己的主見，如七律中，《別裁集》不選李商隱的《無題》，本書收李氏七律十首，《無題》卻占了六首（《錦瑟》實也無題）。又如杜牧的《贈別》二首，《別裁集》未收，本書卻選了，雖然《別裁集》不收是對的。杜牧的七絕盡多佳作，蘅塘退士選《贈別》，也許為了表示杜牧生平有此微行而后來又有悔意，但不選他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和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未免可惜。這句停車坐愛楓林晚，實在也可移作對晚唐人詩欣賞上的象征。韓偓的作品，《別裁集》選了三首七律，本書只選他一首七絕《已涼》，卻比這三首七律好。朱慶余的洞房昨夜停紅燭的七絕，《別裁集》未收，本書卻選了。盡管寫這首詩的動機為了請托，就詩論詩，這種描寫古代新婚夫婦的情愛，也還健康干凈。后人知道此詩的，多半由于讀了《三百首》之故。
《別裁集》不選李商隱的《無題》，也許因為是艷情詩緣故�！稛o題》要不要選得那么多，是一問題，但一首不選，也有些走極端。對杜牧的《贈別》和韓偓的某些穢作，固然應(yīng)當(dāng)排除，但如果從僵化的封建說教出發(fā)，凡是描寫男女戀情之作一概不取，也是矯枉過正。在這一點上，蘅塘退士要比沈德潛通脫一些。
王維的渭城朝雨浥輕塵七絕，他本（包括《別裁集》）題皆作《送元二使安西》，也是王詩原來題目，但因其播諸歌曲，名聞當(dāng)時，宋人郭茂倩乃收入其《樂府詩集》的《近代曲》中，并題名為《渭城曲》，本書也題《渭城曲》，另編于卷八七言樂府中，異于《別裁集》。另一首王維的《秋夜曲》，蘅塘退士注云：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這都是為了使樂府部分獨立的緣故。
除了上述七點之外，本書的缺點，如大家所指出的，就是反映當(dāng)時社會矛盾的作品少了些。例如杜甫的《哀王孫》，固然也有一定的意義，哀王孫其實是哀這悲劇的時代，但比起三吏、三別等來，思想性究竟差些。這同樣表現(xiàn)在對白居易作品的選錄上。白詩入選的一共只有四首，新樂府一首沒有，而劉長卿詩入選者卻有十一首。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評劉詩大抵十首以上，語意稍同。今看選入本書的十一首劉詩中，卻有三首以賈誼謫長沙來自喻。
晚唐詩人如杜荀鶴、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既是名家，作品也多感時傷世之作，但本書中只選杜荀鶴詩一首，且又是宮怨詩，對皮、陸、羅的詩就一無所收。也許因為他們的詩粗率淺露，而蘅塘退士又是崇尚委婉含蓄的。事實上，皮、陸、羅有一些詠史寫景的近體詩，寫得也很出色，如皮日休《汴河懷古》（實詠隋煬帝）的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也還是有些新意的。
又如七絕中，宮怨詩的比重也嫌大些。宮怨詩之多，多少說明失寵者之多，但有些詩，是以自然主義的手法，從舊文人的趣味出發(fā)，將別人的痛苦，作為自己吟弄欣賞的材料。其實只要有一兩首如白居易的《上陽白發(fā)人》（本書未收，《別裁集》收）這樣的詩就夠了。他倒是以同情態(tài)度來寫的。
據(jù)《梁溪詩鈔》及《名儒言行錄》所載，蘅塘退士少工制義，兩校省闈，曾任江寧府教授。我們從他的評語上，也還看得出不脫帖括習(xí)氣，如書中屢見四句十八層、中二聯(lián)當(dāng)作二十層看、二句十余層，以及語語是尋、字字是望、二句聞，二句見、襯筆，再襯諸如此類的話。其中對某些作品結(jié)構(gòu)的評論，如果確是如楔入榫，那自然能收點睛之效，但若作為程式，逢詩就說，仿佛每首詩在落筆之前，詩人胸中就已有這么多起承轉(zhuǎn)合的奧妙，它本身便是一種八股。金圣嘆說《水滸》景陽岡連寫十八次哨棒，紫石街連寫十四次簾子、三十八次笑是什么草蛇灰線法，胡適因而說金氏是用了當(dāng)時選家評文眼光來逐句批評水滸，是八股選家的流毒（《水滸傳考證》）。本書的若干評語也有這樣缺點，有些只使人感到淺薄可笑。
但總的說來，這一選本的題材還是平穩(wěn)的，用一句用滑了的話，可以說是雅俗共賞，即還能適應(yīng)今天一般讀者的要求。選目上的畸重畸輕，在三百首的限度內(nèi)自也很難完全避免。但原書的注釋（包括陳婉俊的補注）過于簡略；注釋簡略而仍能流傳廣泛，這首先說明在選材上能為讀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對讀者的理解、欣賞終究帶來些困難，故而試再加一些注釋和說明，間錄前人評語，實際都是利用前代和當(dāng)代專家的研究成果。名為新注，不過是新出的注本之意而已。
此書因歷來屢有刻印，各本篇數(shù)不同，有作三百二十一首、三百十七首、三百一十首的。準(zhǔn)確的數(shù)字，據(jù)說應(yīng)是三百零二首�，F(xiàn)在用的本子，則是1959年9月中華書局的排印本，共八卷，三百十三首，也即光緒年間的四藤吟社本。其中杜甫的《詠懷古跡》，蘅塘退士原選只二首，四藤吟社主人又加了三首，使與杜詩原數(shù)五首合。
蘅塘退士編選時，他的能詩的續(xù)娶夫人徐蘭英也參與其事，實際是夫婦合編。其書成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道光年間，又有一個婦女作者上元人陳婉俊為之補注，并寫了凡例，即載于四藤吟社本中，這里不再收入，但說明當(dāng)時頗有通詩的婦女作者。
考慮到蘅塘退士孫洙（17111778）的生平，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將清顧光旭《梁溪詩鈔》、竇鎮(zhèn)《名儒言行錄》中所載孫氏生平，附錄于后。
1948年《國文月刊》第三十七期上，曾有王忠先生《論〈唐詩三百首〉選詩的標(biāo)準(zhǔn)》一文，1978年第二期《安徽師大學(xué)報》上有張滌華先生《歷代文學(xué)總集選介》一文，其中有評介《唐詩三百首》一項。這篇前言撰寫前，即參考了王、張兩位的大作。成稿前后，二三友好，又多所匡教，于此謝之。
本書的加工工作全部完成時，我們偉大祖國已進入了1980年。新的一年又在等待著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是孕育詩的一年。
愿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