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一個學科的命運總是與時代的發(fā)展緊密相連，比較政治學也概莫能外。在方法論的層面，研究方法的爭論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不斷修正、變遷的。在研究主題方面，除民主化和治理等重要議題之外，環(huán)境和網絡也成為時代的新主題。同時，在比較的視野下探討中國政治，分析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異同，發(fā)現世界政治演進過程中的中國政治的世界位置也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現實訴求下，《比較政治學研究》第10輯與學界同仁見面了。

本輯開設了“本刊特稿”、“方法研究” 、“民主化研究”、“新議題研究”、“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和“綜述”六個專欄。其中，“本刊特稿”是政治學界元老曹沛霖在第五屆比較政治學論壇上的發(fā)言。他指出比較政治學、民主化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間，特別強調了民主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的方法。

正所謂，“辯則明，思則清”。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論爭一直是我們關注的問題。為了深入探討研究方法論的適用性，本輯的“方法研究”專欄刊登了陳峰、康怡的《比較政治學如何研究？——范例和啟示》。作者認為如何在實際研究中運用比較政治的邏輯和策略需要深入分析。研讀海外同行比較政治的具體成果，比抽象地討論方法和概念，更有助于掌握這個學科的要領。為此，該文擇取比較政治研究中若干優(yōu)秀著作為范例，演示其研究問題和設計，分別說明這些研究如何達致發(fā)現因果機制、發(fā)現相同模式、解釋相似歷史和政治過程的不同結果這三個比較政治的主要目標。他們認為比較政治學已不再一味追求建構籠統(tǒng)抽象的理論范式，而成為一種開放性的、可以和各種理論視角兼容的研究設計�！氨容^”這一詞語的本身就是一種研究方法，比較政治學研究是一種以研究方法定義名稱的學科。而在比較政治學這門學科之下，又出現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等各種方法。定性比較分析作為一種結合定性定量優(yōu)勢的多重因果分析的研究方法在近幾十年間得到了長足的進展，但傳統(tǒng)的定性比較分析法在分析某些有關時間的因果關系時受到很大限制。釋啟鵬的《時間中的定性比較分析：TQCA與TSQCA的發(fā)展》介紹了時序定性比較分析（temporal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和時間定序比較分析（time�瞫eri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的邏輯原理與實踐應用，展示了時間要素在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最新發(fā)展。

“民主化研究”專欄刊發(fā)了三篇文章，集中討論了民主轉型問題。庫爾特·韋蘭的《歐洲民主化的擴散波——組織發(fā)展的影響》通過比較1848年和1917年的革命浪潮，解釋了歐洲民主化的政權改革在歷史上進展雖緩慢但成功率較高的原因，指出組織發(fā)展影響了歐洲的民主化。認為在群眾政治組織出現之前，普通民眾決定是否仿效國外案例以挑戰(zhàn)本國專制君主。由于信息缺乏，市民們嚴重依賴推理方式，并且行動武斷，因此往往導致失敗。但群眾組織出現之后，組織領導者受到有限理性影響發(fā)生變化導致了西歐民主雖擴散速度減緩但成功率提升。史提芬·列維茨基和盧坎·懷的《民主衰退的迷思》認為，“民主衰敗”是一種誤解，實際上民主的格局仍保持著穩(wěn)定態(tài)勢。對后冷戰(zhàn)初期民主轉型所持的過度樂觀態(tài)度和唯意志論導致了對民主發(fā)展的預期過高，這是民主衰敗錯誤認知的根源。民主衰敗只是一種假象，過去十年所發(fā)生的真實故事并非民主的崩潰，相反，民主制度在面對黯淡的地緣政治局面時展現了其驚人的適應力。民主擴散和民主衰退這兩篇譯作從不同角度反思了當今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狀，對近來學界提出的“民主停滯”、“民主崩潰”是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回應。劉偉和苗嶺的《比較政治視野下的拉美經濟改革——基于現有研究文獻的反思》則評介分析了近年來拉美經濟改革的國內外文獻。他們認為宏觀形勢的解釋有助于揭示這一現象發(fā)生的背景，但無助于理解區(qū)域內部的差異；以政治精英為研究對象的“新民粹主義”路徑有著忽視政治制度的缺陷；而從一國政治制度切入的個案研究在方法論上有著無法確定因果關系的缺陷。據此，發(fā)展比較政治研究，需要政治主體、政治制度等不同路徑，個案研究和跨國比較等不同研究方法更緊密的結合。

在“新議題研究”欄目中，本輯刊登兩篇文章。林恩·懷特的《我們生態(tài)危機的歷史根源》從宗教的角度解釋了生態(tài)危機的根源。他認為生態(tài)危機主要在于西方傳統(tǒng)的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而科學和技術的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文化，正是基督教教義中顯示出人類對自然支配和控制的合理性，才是目前生態(tài)危機的歷史根源；并提出溯本清源，從宗教方面入手生態(tài)危機的宗教根源。陳中潤、周幼平的《網絡媒體對政策議程設置的作用模式研究》分析了網絡媒體與政策議程設置的相關性。認為媒體在政策議程設置中扮演的角色，既作為政治溝通的通道，使特定的政治信息能夠輸入政治系統(tǒng)并施加影響，成為政策議程設置的起點，又作為特定意見的倡導者，通過“自反饋”的作用，使帶有傾向性的“公意”經過放大后呈現在公眾和政府面前，影響和引導其態(tài)度和偏好。現實中，媒體容易受到商業(yè)或政治力量的影響，成為其表達政策訴求、影響公眾意見和引導政策議程設置的工具。網絡媒體由于具有的去中心化、互動、開放、即時特征，對政策議程設置呈現出不同的作用模式，主要體現在議題選擇權的轉移、網絡精英和利益團體的形成、民意的放大以及政策議程的建構等四個方面。

從比較的角度分析中國政治，加深中國對自身的認知，借鑒國外有益經驗是比較政治學的任務之一。毛桂榮的《科學執(zhí)政與中國公務員制度的改革》在比較視野下探討了中國的科學執(zhí)政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以發(fā)達國家的政黨執(zhí)政的實踐，特別是通過政治家職務、政治任命職務、常任公務員職務的人事任命探討政黨執(zhí)政的科學之道。毛桂榮教授是長期在日本執(zhí)教的學者，他從日本學界的視角和比較的經驗出發(fā)，具體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與公務員制度建設的關系，并建議改革“黨管干部”為“黨管高級干部”，以期科學執(zhí)政。

最后，本刊還刊登了兩篇綜述文章，一是李路曲、李曉輝的《民主化、政治發(fā)展、比較歷史分析研究評述》。該文對2013—2015年中國學界在民主轉型、政治發(fā)展、比較歷史分析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追蹤和評述。二是李辛的《第五屆比較政治學論壇暨“比較政治學、民主化與政治秩序”學術研討會綜述》介紹了2015年10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承辦的“第五屆比較政治學論壇”的會議情況。

《比較政治學研究》編輯部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