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乍看起來，研究古希臘思想中有關柔和（douceur）概念的計劃或許有欠考慮，因此我們無論如何需要對該計劃做一些說明。
首先，人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但他們立刻會看到其詞義之一是可以適用于希臘的：這就是柔和一詞的內(nèi)涵意義，它能把苦轉(zhuǎn)化成甜，即愉快。但確切說，這一詞義并不在我們的研究范圍之內(nèi)，因為我們要在這里講的既非自然的柔和，也非古希臘人宣稱的一切柔和與緩慢的現(xiàn)象：從看到的溫暖的陽光到暗地里慢慢地報仇雪恨。柔和在本書中被視為人類的一種態(tài)度并屬于倫理的范疇。
雖然這一概念最初期的模糊性被澄清了，但這種所謂的態(tài)度卻不太好界定。
我們清楚地看到它與暴力、生硬與殘酷相對立。但它的外延卻依然不明晰——而且因為我們在這里要定性一種現(xiàn)實中的行為，但這一行為的本質(zhì)卻會隨著情況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一般而言，柔和指的是和藹可親的行為方式和對他人表現(xiàn)出的友善。它在不幸的人面前表現(xiàn)為近似于慷慨或仁義一樣的品質(zhì)；在有罪者面前則變?yōu)閷捜莺屠斫�；在陌生人和一般人面前則變成有人性并近似于愛德。同樣，在政治生活中，根據(jù)與公民或臣民或被征服者的不同關系，它可能是容忍或?qū)捄瘛?
在這些不同詞義的源頭有一種共同傾向，這就是友好地對待每個人——至少在人們不忘記履行其他的義務的情況下盡力而為之。事實是，古希臘人有過這種統(tǒng)一的觀念，因為所有這些如此不同的詞義都可以用praos這個詞來指代。它不僅可以涵蓋它們的全部意義，而且還涉及其他。
只是這些豐富的詞義使它與其他的詞語很相似，這些詞語可以更精準地表達人的柔和的這樣或那么樣的態(tài)度。如果想表達節(jié)制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在épieikès這個詞上找到；如果講寬容的話，我們可以在那些表達原諒（suggnômè）的詞語中看到；如果講慷慨的話，那么有philanthrôpia這個詞，該詞確切說不是指仁慈（philanthropie），而是指，根據(jù)讓·弗斯迪耶爾的定義，“關于人的善心與善行的一般品格”。這些不同的詞在使用時基本上屬近義詞。
這一概念的范圍似乎逐步在擴大。事實上，我們可以說這一研究是在法蘭西學院所做的“關于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希臘文獻中的柔和與寬容”的第一次專題研討會的一部分：我們很快意識到研討會主題超越了要研究的術語，并且后來的研討會的主題被定為原諒（pardon）；兩年之后一門講授“什么是寬厚”的課程開設了。
另外，柔和所涉及的這些不同方面都非自發(fā)性的。一種柔和的行為一般由感情和道德所激發(fā)。這些感情和道德與柔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柔和可以來自于我們對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的悲憐，或來自于我們對他人的尊重，即aidôs。它也可能來自于一種普遍的保留或謙虛的態(tài)度，即sôphrosynè。它還可能來自于簡單的正義感或?qū)σ磺袨E用的拒絕，即德爾斐神廟的名句“不要過分”所象征的意義。并且它與對運用說服、追求寧靜和遵守良好秩序以及對法律與和平的關注相一致。
走上這條危機四伏之路似乎不是什么好的選擇，因為論述過這一詞義的著作不總是能逃脫厄運。一起研究這些詞或這些思想有可能為創(chuàng)建一門關于柔和的哲學做出貢獻，但也有可能誤入歧途而徒勞無功。
因此我們只限于探究本文開頭所提到的那幾個與柔和有關的詞語，而且還要盡量排除與柔和的語義沒有關系的部分。這樣，當philanthrôpia這個詞指善意（bienveillance）和寬厚時，它就與柔和產(chǎn)生了交集,但當它指慷慨或大度時就與柔和沒有交集：盡管這兩個方面經(jīng)常交織在一起，但我們打算只記住或只強調(diào)第一方面。
這一切難免會包含一些疏忽或偏頗、一些交叉與重疊，因為這一概念的靈活性和它本身語義的豐富性，也就是說它所涉及范圍非常廣。
因此我們將根據(jù)不同的研究領域把柔和的不同方面在本書的章節(jié)中一一講述出來。然后，古希臘人所感受到的一致性在思想的持續(xù)性和這些近義詞的反復使用中不應該被弱化——這種一致性亙古未變。

但是，如果這一概念曾經(jīng)清楚明白地存在于古希臘思想中，那么我們還要思忖一下它是否值得我們進行如此艱難的研究并是否對了解古希臘真的那么不可或缺。
表面上看這并不重要。古希臘人講正義或講英雄主義：他們的價值觀如此崇高，如此重視集體生活，以至于他們對情感方面的美德不太敏感，而這些美德正與他們的柔和相對應。哲人們很少論及古希臘人的柔和。至于他們對人類生活的看法，我們通過和他們有關的文獻了解到，這種看法是歷史上最粗獷和最暴力的觀念之一。他們的神話都是殘暴的�！兑晾麃喬亍肥敲鑼憫�(zhàn)爭與死亡的史詩；悲劇可能是最殘酷的文學體裁；以無與倫比的現(xiàn)實主義筆觸寫成的修昔底德（Thucydide）的歷史講述的是一場無情戰(zhàn)爭在肉體上和道德上的暴力——古希臘的生活并非是柔和的。
對于這一點我們首先可以這樣回答：這正是本研究的興趣點之一。因為關于柔和的標準的開放代表著一種非常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盡管我們對柔和的詮釋與別的價值有所差異并與通常的習慣相左。于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種開放是如何在一種表面上看起來并不利的背景下發(fā)生的。
但同時，這種開放甚至暗示剛剛所描繪的情況只代表現(xiàn)實的一個方面。這一方面也是古希臘人經(jīng)常強調(diào)的，是博學之士最喜愛的，喜愛到有時候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地步。例如，他們認為荷馬的世界完全受戰(zhàn)爭、功勛和競爭這樣一些價值觀的支配。事實上，這些看法都過于簡單化。即使在荷馬時代，古希臘人都曾經(jīng)相信柔和。對這一概念的研究表明，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從來沒有停止過熱愛這一價值，而且愈來愈愛。
在兩個世紀中發(fā)展壯大的雅典文明成為了這一思想在各個領域崛起的有力證明。在其不同形式下，即風俗中的柔和、政治上的溫和、耐心、容忍、忠心，柔和突然在五世紀末變得至關重要。
但這并非一帆風順。在城邦里，柔和會使人們過于寬容和放任。在道德方面，柔和很容易變得讓人懷疑：如果它與正義相對立的話，那它是不是就應該被否定？如果它與政治上的算計相符合的話，那么它是不是就與野心和奸詐無異呢？因為總而言之，人們可以為了誘惑或者征服而裝得溫文爾雅。因此政治家和道德學家的觀點可能迥然相異，同樣對于民主與專制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四世紀曾嘗試走過所有這些道路、估量過風險、細分過區(qū)別并大概形成了一些學說。
然而，通過這些辯論，柔和從未停止過邁向勝利的腳步。它被排除出一個領域，但卻又在另一個方面開花結果。很快，受它啟發(fā)而形成的美德變成了與野蠻相對的文明的象征和代表古希臘特點的符號。我們最終在普魯塔克的著作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了這些無處不在并受到贊頌的美德。在這一方面我們甚至可以說，柔和不僅在古希臘人的意識與最基本的價值當中獨樹一幟，而且它就是古希臘理想的最大特點。
總之，隨著我們研究工作的深入，柔和這一概念在古希臘的重要性越來越清晰：它是從各種各樣證據(jù)的堆疊中脫穎而出的。這樣以來，我們堅決拒絕接受現(xiàn)成的理論似乎是合情合理的，這些理論要么認為古希臘人所崇尚的柔和的各種形式受到過外來思想的影響，要么把這些古希臘形式與其他那些更豐富、更受推崇的形式對立起來。
因此人們通常認為，與君主的柔和相關的主題都受到過東方的影響：君主對于他的臣民們來說就如同父親、牧師，其使命就是來拯救弱者。當這些思想在托勒密王朝的君主身上被發(fā)現(xiàn)時，人們認為是受到了法老的影響。當這些想法被應用到《居魯士的教育》中時，人們認為受到了亞洲的影響。事實上，東方的、猶太人的和埃及人的慷慨似乎具有與古希臘人的慷慨不同的特點，并且如同在那些社會地位極其不平等的國家里一樣，慷慨似乎針對的是卑微的人們。
但是，如果這種對照真能給既非仁慈又非善行的古希臘柔和帶來一絲曙光的話，那么這種區(qū)別恰好就是其特性的保證。而且對于注意仔細傾聽古希臘見證后續(xù)部分的人來說，這些唯一屬于柔和的見證的連續(xù)性為柔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因此嚴格說，色諾芬的情況可能留下了一些不確定性，但我們可以懷疑在《居魯士的教育》中東方真正的影響有多大，而且當我們看到在色諾芬不帶任何東方色彩的其他作品中也能找到相同的思想觀念時，這些懷疑就進一步被加深了；當我們把這些作品與伊索克拉底的作品進行比較時，這些懷疑又變成得確信無疑。難道有比伊索克拉底精神更純的古希臘精神嗎？然而，他比色諾芬在關于理想的君主及其柔和的描繪方面走得更遠。他關于柔和的思想似乎是在對五世紀的經(jīng)驗的直接反對中誕生的，正如修昔底德曾經(jīng)描述的那樣。因此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即關于君主們的柔和的主題原則上還是古希臘式的，盡管它有可能在與其他民族的接觸過程中被豐富和被細化�？傊�，它在從荷馬到普魯塔克的希臘時代是自主發(fā)展的。從四世紀開始，它很清楚地被寫成學說和論據(jù)，這一清晰性也似乎是希臘所特有的。
從東方的善行到拉丁的“人文”或humanitas，我們發(fā)現(xiàn)它們?nèi)绯鲆晦H。這一概念所提到的一切整體性和真正文明的東西都被西塞羅精辟地闡述過。并且事實是，希臘語中沒有一個完全對應的詞。因此我們在這里又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區(qū)別�？墒�，如同在前面的情況中一樣，見證的連續(xù)性本身大大地加強了這些詞中的每個詞的影響，并且我們看到，在希臘語中連續(xù)出現(xiàn)的詞語，如philanthrôpos和后來出現(xiàn)的意義更廣的副詞“以人文的方式”或“以不太人文的方式”，導致了它的意思接近拉丁文。最近所發(fā)現(xiàn)的米南德的戲劇就有力地證明了有一些人所寫的關于這方面的東西。對這些文本的研究最終恢復了古希臘作為這些被后來其他人所詮釋的觀念之始祖的地位。如果說西塞羅的拉丁語中的barbarus指的是缺乏人性的話，那么古羅馬人把這種人性與他們的風俗習慣相對立，這已經(jīng)是古希臘語中賦予“barbare”的詞義，它那時與古希臘語的“人性”相對立。對于古羅馬的“寬厚［clémence］”也是一樣，這個詞語不是古希臘語的，但它首先指的是被古希臘人承認的古羅馬人的一種美德并至少與他們的“柔和”的一個方面相符合。古羅馬人能夠給這種“人性”或者“寬厚”賦予一種個性色彩：無論如何，他們得到了它們，而且是直接從古希臘遺產(chǎn)中得到的。

相反，這種柔和的觀念與基督徒的差異非常大。在古希臘人所依仗的簡單的柔和與純粹的愛德或純粹的愛之間橫亙著一條鴻溝。如其他的區(qū)別并勝似其他區(qū)別，這種區(qū)別讓我們能更好地抓住希臘的柔和所特有的內(nèi)涵。它同時也讓人們能看清一種道德的局限性，這種道德一直或多或少把城邦作為自己的傳播范圍，即使當城邦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微不足道的時候依然如故。可是，還是在這里，如果古希臘的柔和與基督教之愛相比顯得很渺小的話，我們會驚訝地看到基督教的作者們實際上借鑒了古希臘的傳統(tǒng)。教會的神父們、紅衣主教們和帝王們采用了希臘的傳統(tǒng)術語并復制了它的論辯術。盡管古希臘的柔和遠不同于基督教的理想，但它最后卻滲透到了基督教實踐與道德的方方面面。
柔和一開始有點像一名擅入者闖進了古希臘思想之中，但最終卻成了這種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要研究它，我們首先應該確定所有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觀念，這些觀念既是關于希臘的道德的，也是關于這一道德與其他相關文化的關系的。
或許，柔和的這種影響在我們這樣一個無情而冷漠的時代還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題材：毋庸置疑，這一附加關注點，如果有的話，也只是一種巧合。我們看到，科學層面上的論證本身足以說明進行這樣一次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