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界掀起了向西方尋求救亡圖強之真理的新學熱潮。在這個熱潮中，有兩個人自覺地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哲學。嚴復是引進英國哲學的第一人，王國維是引進德國哲學的第一人，他們的工作給中國知識分子的西方哲學接受史標記了一個明確的開端。

　　嚴復和王國維是有眼光的。在當時新學人士的心目中，西學的主干，一是政治學和法律學，二是自然科學，因為二者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富強。唯有這二人認識到，西學的根基是哲學，西方社會進步和文明興盛的秘密是在哲學中。有意思的是，仿佛冥冥中有分工，這二人分別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近代哲學的兩個主要的不同系統(tǒng)，即英國哲學和德國哲學。德國哲學注重形而上學的追問，而這個追問的實質(zhì)是要為人生建立一種精神信仰。英國哲學注重政治秩序的探討，由此形成了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而這個學說正是建立法治社會的理論基礎。檢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缺失，考察百年來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艱難，我們最需要建立的正是信仰和法治。回過頭去看，可以說王、嚴二位各自抓住了中國問題的一個要害，他們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至今仍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這是值得研究的兩個案例，通過分析二人在接受中的短長，中國知識界對于二人工作的不同反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接受西方哲學的難點在哪里，明確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要在什么地方用力。

　　在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嚴復是第一個重視并且引進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學說的人。他所推崇的西方思想家，從十八世紀的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到十九世紀的約翰?穆勒、斯賓塞，都是自由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翻譯八部西學名著，重點也是放在自由主義理論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已意識到，在自由主義理論中隱藏著西方政治的秘密，自由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方政治和中國政治的根本相異之點。自由主義可以歸結為兩個原則，一是個人自由，二是法治。個人自由的涵義是：凡是不涉及他人的行為，個人享有自由，相反則要按照涉及他人的程度受到社會相應程度的干涉。法治的關鍵則在于限制政府對人民的治權，其制度保證是把立法權、司法權從政府的權力中分離出來。從嚴復的著譯中可以看到，對于這兩個原則，他的認識都是相當清晰的。

　　如果說嚴復對個人自由原則的涵義大致是清楚的，那么，談到自由的根據(jù)問題，即為何個人自由是可欲的，他在接受上就發(fā)生了嚴重的困難。西方政治哲學家程度不等地都承認個人自由本身是目的價值，個性發(fā)展本身是人類幸福的基本因素，這個論點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價值觀念。但是，嚴復對此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其顯著傾向是把自由僅僅視為手段而非目的。究其原因，一是儒家傳統(tǒng)的束縛，二是在尋求富強的強烈動機支配下，一種被簡單化實用化的進化論先入為主地成了他的主導思想。在嚴復的案例中，正是這個方面最值得我們深思，由之反省中國文化的實用品格。

　　然而，吊詭的是，在當時的思想界，嚴復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引進和誤解都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新學名流紛紛尊他為“西學圣人”，卻是因為他鼓吹和傳播了社會進化論。也就是說，恰恰是他在西學接受中的最大誤區(qū)，竟然成了罩在他頭上的最耀眼的光環(huán)。他的八部譯著，國人只為最早問世的《天演論》這個完全違背原著旨意的改寫本舉國熱狂，從中又只讀出了“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八個字。人們常說，《天演論》敲響了祖國危亡的警鐘。的確，嚴復通過《天演論》真正想做的事是敲響這一聲警鐘，國人分明聽到的也是這一聲警鐘。這一聲警鐘響徹半個世紀，把《天演論》以及后來嚴譯中傳遞的自由主義信息完全掩蓋住了。

　　不過，也有清醒的聲音。這就要說到本書的另一位主角了，對于嚴復在西學接受上的實用傾向，最早提出批評的正是王國維。王國維比嚴復小二十三歲，嚴復名滿天下之時，他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正在孤獨中攻讀德國哲學。他當時就指出：嚴復信奉的是英國的功利論和進化論，對純粹哲學沒有興趣，其學風是非哲學的，因此不能真正觸動中國思想界進行反省。王國維說嚴復的學風是非哲學的，是指他不能從哲學上把握西學的內(nèi)在理路，這個批評是擊中要害的。我們可以補充說，嚴復之所以不能理解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價值內(nèi)涵，究竟的原因也在于此。

　　今天人們把王國維尊為國學大師，作為中國新史學的開創(chuàng)者，他誠然當之無愧，甚至堪稱大師中的大師。然而，他在學術上的起步不是始于史學，而是始于哲學。1903至1907年，青年王國維潛心于德國哲學，用五年時間攻讀康德、叔本華、尼采的著作，在他擔任實際主編的《教育世界》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中國知識界普遍熱衷于嚴復版的英國進化論之時，他獨愛德國的形而上學和知識論，全身心地鉆了進去。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這部西方近代最重要也最艱深的哲學著作，他是把它讀懂了的第一個中國人�？梢院敛豢鋸埖卣f，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人之中，王國維是唯一的進入了西方哲學的問題之思路的人，唯一的領悟了西方哲學和一般哲學之本義的人。然而，與嚴復之名聲如雷貫耳適成對照的是，青年王國維始終默默無聞，他發(fā)表在《教育世界》上的文章幾乎無人閱讀。即使在后來，當人們回顧西學東漸的歷史時，嚴復也必定是強光聚焦的一幕，而王國維則始終落在舞臺外的陰影里，他對德國哲學的引進成了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

　　在王國維的個性中，有兩點鮮明的特質(zhì)。一是靈魂的認真，很早就思考宇宙和人生的問題并且產(chǎn)生了困惑。二是頭腦的認真，凡事不肯茍且馬虎，必欲尋得可靠的根據(jù)。這兩點特質(zhì)結合起來，為靈魂的問題尋求理性的答案的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具備哲學素質(zhì)的人。正因為此，一旦接觸到西方哲學中的相應傳統(tǒng)，他就立即發(fā)生了強烈的共鳴�？墒牵�他的這種純粹精神性的關注，既不符合中國文化重實用的傳統(tǒng)，也不符合當時尋求富強的總體氛圍，顯得只像是一種個人的癖好。當然，事實上絕不只是個人的癖好。如果說他因為個人氣質(zhì)耽于沉思宇宙人生的問題，并且在德國哲學中找到了知音，領悟到此種沉思乃是哲學的本義，而這正是中國傳統(tǒng)所缺失的，那么，當他迫切地想把這樣的哲學介紹給國人，讓國人也來關心宇宙人生的問題之時，便是懷著一種強烈的責任感的。但是，他的努力終于失敗了，而這個失敗的教訓豈不正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chǎn)，值得我們認真地溫習？當我重溫王國維早年與德國哲學的這一段因緣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孤獨。他后來徹底轉(zhuǎn)向了古史研究，從此閉口不談西方哲學乃至一切哲學，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們應能感覺到一種難言的沉痛和悲哀。

　　青年王國維最卓越的地方，還不在德國哲學的引進，而在對本來意義的哲學之精神的深刻領悟。就在研讀德國哲學期間，針對國人的誤解和輕視，他在《教育世界》上密集發(fā)表文章，旗幟鮮明地為哲學和一切精神價值辯護。他堅定地認為，哲學的本義是要對宇宙人生做出解釋，以解除我們靈魂中的困惑。由此他得出了兩個重要的推論。其一，既然哲學尋求的是“天下萬世之真理，非一時之真理”，那么，它的價值必定是非實用的，不可能符合“當世之用”。但這不說明它沒有價值，相反說明它有最神圣、最尊貴的精神價值。“無用之用”勝于有用之用，精神價值遠高于實用價值，因為它滿足的是人的靈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遠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堅持哲學的獨立品格是哲學家的天職，決不可把哲學當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廣之，一切學術都如此，唯以求真為使命，不可用作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學術之發(fā)達”。

　　懷著對哲學和一切學術的神圣價值和獨立品格的堅定信念，王國維一方面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實用品格進行了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對當時新學界在輸入西方文明時的實用傾向進行了尖銳批評。關于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的關系，他有兩個非常明確的觀點。第一，精神文明遠比物質(zhì)文明重要，而一個民族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由其所誕生的大哲學家、大文學家代表。第二，和物質(zhì)文明相比，精神文明的建設無比困難，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中國文化的缺點本來就是重實用輕精神，新學界偏偏還只把注意力放在輸入西方的物質(zhì)文明上，我國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堪憂了。

　　王國維的精辟之論猶如空谷足音，不被時人聽取，穿越歲月的峰巒傳至今天，我們?nèi)泽@訝其不同凡響。在一個注重實用的民族中，在舉國關注物質(zhì)層面之富強的時代，出現(xiàn)一個把精神價值看得高于一切的青年王國維，是一個例外，也是一個奇跡。在我看來，王國維僅此就足以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據(jù)有了一個光榮的位置。中國只有一個王國維，他只好徹底放棄哲學鉆進了故紙堆。中國若有許多個王國維，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也許會改寫。在精神優(yōu)秀的個體與注重實用的傳統(tǒng)之間有一種力量的較量，真正熱愛精神事物的人多了，中國文化的實用傳統(tǒng)一定會逐漸發(fā)生變化。

　　我把嚴復和王國維作為兩個案例進行研究，目的不是在二人之間進行褒貶，分出優(yōu)劣。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二人面對的是相同的傳統(tǒng)和時勢，受到的是同樣的阻難。從王國維來說，傳統(tǒng)和時勢的力量使他的德國哲學引進和純粹哲學研究陷于孤獨，終于半途而廢。從嚴復來說，傳統(tǒng)和時勢的力量一方面阻礙他理解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使他正確把握的內(nèi)容未引起國人重視，他的英國哲學引進和研究在整體上也遭到了誤解。

　　事實上，就超越傳統(tǒng)和時勢而言，我們倒可以發(fā)現(xiàn)二人的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一種世界文明的眼光。在世紀之交的那一代知識分子里，這二人的突出之處是都沒有絲毫狹隘民族主義的情緒。嚴復渴望中國富強，但明確地把文明的價值置于富強之上，在他看來，民族的保存雖是迫切的任務，但首先要使自己的民族配得上被保存。他所說的文明，重點是國民素質(zhì)，即民智和民德。王國維和嚴復都看重精神文明，也都為中國在這方面的落后痛心疾首，但強調(diào)的重點不同。嚴復強調(diào)國民素質(zhì)，他的眼光是空間性的，看到的是當今世界范圍內(nèi)中國國民素質(zhì)的落后。王國維強調(diào)精神文化的創(chuàng)造，他的眼光是時間性的，看到的是世界近現(xiàn)代史上中國精神創(chuàng)造的落后。然而，能夠跳出本民族的局限看世界，用精神文明的尺度衡量本民族所處的水準，則是二人相同的地方。正因為此，針對當時學界熱衷的中西新舊之爭，二人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回應，皆強調(diào)學無中西新舊，以求真為目的，而真理乃人類之所同。中西文化之爭持續(xù)了一個多世紀，至今未息，尤有必要重溫兩位先賢的卓見。用世界文明的眼光看中國，用人類共同真理的眼光看中國文化傳統(tǒng)，實在是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大前提，否則的話，討論永遠只能原地踏步，停留在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打架的低水平上。

　　一個多世紀前，嚴復引進英國哲學，試圖讓國人接受為法治社會奠基的自由主義，王國維引進德國哲學，試圖讓國人接受為人生尋求和建立信仰的形而上學，由于傳統(tǒng)的阻撓或束縛，時代或個人的限制，他們的努力基本上失敗了。中國今天處在轉(zhuǎn)型時期，最需要也最缺失的東西正是法治和信仰。王國維和嚴復是先驅(qū)者，我們今天仍然走在他們開辟的道路上，但愿我們能夠完成他們的未竟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