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的前輩們》：
　　父親萌發(fā)寫回憶錄的念頭，是在“文革”前期；而動筆時，“文革”臨近結束，已屆84歲。說起來，提筆與擱筆都和史無前例的這場“革”文化“命”的浩劫不無關系。
　　“文革”中，父親不寫捧場文章，卻寫著另一種“文章”——外調(diào)材料，而且十分認真地寫。自1967年7月到1969年7月的兩年，父親共接待了130多批外調(diào)人員，調(diào)查對象主要是二三十年代父親的熟人。由于上海把三聯(lián)書店打成了“反革命黑店”，所以涉及了胡愈之、金仲華、張仲實等一批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因為這些調(diào)查關系到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長期以來謹言慎行的父親更加謹慎，他不放心外調(diào)人員的記錄，總是提出自己來寫書面證明材料。他字斟句酌地寫，有的材料甚至寫了兩三天。
　　他的日記中對“文革”不著一筆。我想，也許這就是父親對“文革”的態(tài)度：我懷疑，我不理解，我需要觀察，所以我沉默。然而，他卻在日記中記了每次來外調(diào)的詳情：外調(diào)人員的姓名、性別，持哪個單位的介紹信，調(diào)查的問題，談話的時間……一一記錄在案。他是防備萬一有人篡改他寫的證明材料而加害被調(diào)查的對象時，他能有據(jù)可查。在日記中父親有時相當詳細地記載了調(diào)查的內(nèi)容，這多半是對一些年代久遠的歷史片段的回憶。有時，外調(diào)的是父親關心的事，他就分外地熱心，如有一次從外調(diào)人員那兒得知，殺害杜重遠的兇手已在東北被抓獲，父親就特別興奮。那天聽說是來調(diào)查杜重遠被害經(jīng)過的，父親雖前一天煤氣中毒，頭暈腿軟，仍堅持下樓接待來訪者。
　　顯然，這些歷史往事的調(diào)查，打開了父親腦海中塵封已久的記憶閘門。
　　自從父親于1973年秋重新在報紙上“亮相”之后，就有老編輯動員他寫回憶錄。1974年父親準備續(xù)寫《霜葉紅似二月花》時，我們便提出，是否先寫回憶錄，被父親否定了。他認為，寫回憶錄單憑記憶是不夠的，需要查閱過去的報刊，來印證、補充或糾正自己的回憶�！拔母铩鄙性谶M行中，做這些事情現(xiàn)在根本不可能辦到。1974年11月，《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xù)寫，因遷居交道口新居而停頓了。不久，又有人向我們建議動員父親寫回憶錄，父親仍未同意。他認為在毛主席批評了“四人幫”之后，國內(nèi)形勢將會越來越好，完全可以等到圖書館徹底開放，能查閱資料的時候再來寫。
　　可是等到1975年底到1976年初，形勢又驟然惡化。周總理逝世了，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國人民又一次陷于絕望之中。一天，父親把我們叫到身邊說：“現(xiàn)在，我打算開始寫回憶錄！”我們不解其意，因為當時更不具備寫回憶錄的客觀條件。父親解釋說：“按目前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不知還要拖到何年何月，去年看到的希望，又渺茫了，我怕等不到這伙人下臺的那一天了。所以，我考慮現(xiàn)在就把回憶錄寫出來，即使是不完整的，也好留下一個歷史的見證。你們把它保存好，等到將來再公之于世。你們不是有臺錄音機嗎？這次我想采取口述錄音的辦法，根據(jù)錄音整理成文字。”那時，除了樣板戲，一切文化娛樂活動都被禁止，我們和孩子們都愛好音樂，便從寄售店買了一臺舊的盤式錄音機，錄了一些西方的古典音樂，在家悄悄欣賞。我表示，口述錄音是個好辦法，比自己寫省力多了，不過為保險起見，錄音與筆記可同步進行。這樣寫作時就有兩份材料，可以相互參照。父親表示同意。
　　1976年3月24日，我們開始了第一次錄音。父親手持話筒，靠在臥榻上，我站在三屜桌前操縱錄音機，小曼和孫女小鋼在一旁做記錄。父親打算從他早年鮮為人知的政治斗爭生活開始敘述，第一次至第四次錄音便是從1919年父親結識陳獨秀開始，敘述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父親的這些經(jīng)歷，對我來說已很新鮮，小曼和小鋼更是聞所未聞，我們聽得十分興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