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魏、晉之阮籍、向、郭，晚明之焦弱侯、方藥地，乃及船山父子皆是。莊子之學，蓋承楊朱而主為我。近人疑其為一人，以“莊”、“楊”疊韻，“朱”“周”雙聲說之。嚴幾道批《莊》，亦持此說。然決非是。《齊物》夢蝶、《山木》烹雁，皆明著曰“莊周”，而莊書復有“楊朱”“陽子居”，非一人明矣。然莊氏要為為我之學。昔王荊公嘗論之，曰：“為己，學者之本；為人，學者之末。為己有余，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今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于為人，則可謂謬用其心矣。楊子知為己之為務，而不能達于大禹之道，則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為天下害患也。故楊子近于儒，而墨子遠于道�！眳渭�甫、王元澤皆致力《莊子》，蓋師介甫緒論，欲以羽翼夫《三經新義》。然而北宋諸儒，終亦不免有衰氣。余之生，值世又衰；而并世學人，顧少治《莊》而貴《墨》。震于西方之隆強，意切追隨，摩頂放踵，若懼弗及。孫仲容、梁卓如皆盛尊墨子，謂可擬之耶氏。獨章枚叔惄焉異趣，謂急切覬晉、宋，已屬逾望，遑論漢、唐！故枚叔頗能窺尋《莊》旨。嚴幾道晚年，與熊純如諸札，亦頗瞭此；而幾道亦晚年治《莊》。然則處衰世而具深識，必將有會于蒙叟之言，寧不然耶！此非沮、溺避世，曾滌生曾欲體莊用墨，亦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義耳。余少知好此書。猶憶辛亥，年十七，負笈金陵，常深夜倚枕，繼燭私誦。有同學某君，已忘其姓字，見余好此，告曰：“嘗宿山寺，得異僧授讀。”余問其說，為講《逍遙游》“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兩語，大奇賞。自是遍搜古今注莊諸家。每獲一帙，必首尾循誦，往復不厭。然得于此者失于彼，明于前而昧于后，欲求一通體朗暢、豁人心意者而難之。自是以來，垂四十年矣。世益衰益亂，私所會于漆園之微旨者益深。戊子冬，赤氛披猖，由遼沈，而平津，而徐蚌，血戰(zhàn)方殷。時居無錫江南大學，濱太湖，有風濤滌蕩之勝。回念昔遭浙、奉興哄，時亦居無錫。京滬線上，一夕數(shù)驚。杜門注《公孫龍》，日卒一篇，越七日成書，而風濟唳息矣。今戰(zhàn)氛殆不可速了，遂發(fā)意注《莊子》。先就馬通伯《莊子故》，愜者存之，懘者抹之。然后廣集諸家，蟻行蠅楷，列于書眉；鉤勒標幟，施以五色。昕旭握管，時達丙夜；寒雨雪霰，呵凍不輟。始十二月九日，迄于翌歲己丑二月九日，前后適兩越月而書成。四月遂來香港。庚寅冬，去臺灣。假中央研究院未見書七八種，攜赴臺南，得靜院，晨昏覓隙，再事添列；又越月而竣。今年秋，獲交南通沈君燕謀。見余書，曰：“來日何可保？”斥貲促余付梓工。余親任校字。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游乎，則何逃于隨群虱而處裈？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于必一馬之是期？將養(yǎng)其生主乎，則游刃而無地。將處于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倏忽無情，混沌必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以為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于涂中？又烏得觀魚樂于濠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茍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于人間，將不致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后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于考亭之釋《離騷》也。
　　一九五一年辛卯十二月一日錢穆識于九龍新亞書院